[万建中]钟敬文民间故事研究论析——以二、三十年代系列论文为考察对象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38 央视国际 2002-12-10 万建中 参加讨论
摘要：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二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这些文章纠正了以往比较研究只注重相似之处，而不顾“差异”的做法，论证了“差异”在故事类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的结尾不是解决问题的总结，而是新的问题的提出和进一步的思考，表现了对学术真理不懈追求的治学精神。由于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钟先生研究故事类型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民间故事；类型；异文；差异性；方法论 早在上个世纪初叶，钟敬文先生就曾倾心对民间故事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民间文学方面的经典性论文。到了新世纪，这些论文仍闪烁着耀眼的学术光辉。其中大部分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至今也没有被超越，诸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瓠神话的考察》、《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传说》、《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中国的水灾传说》、《蛇郎故事试探》、《中国民间传承中的鼠》等等，目前仍旧是处于学术前沿地位的。即便是表述的语言，也未显丝毫的“老态”，依然是那么的“鲜活”，甚至可称得上是“现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钟先生自己也说：“这里的有些篇章用力颇勤，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在杭州、东京时所写的一些论文，不管结论是否正确，在写作态度上是严肃的，在论证上是比较认真的。这是随着自己学术眼界的扩大和专业知识的增进所带来的一些新成就。”[[1]](“自序”p6、11)下面从3个具体的方面，谈谈钟先生研究民间叙事文学的高超技艺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一、关注故事类型比较研究中“差异” 民间故事中具有某种雷同或相似因素的各个作品的集合构成了“异文群”，一种异文群可称之为某一故事类型。对故事类型的研究形成一种专门的方法，即“类型学”的方法。这是故事学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研究的开创者，上面列举的他早期的系列论文，皆可视为运用这种方法的经典之作。 1928年，钟敬文先生、杨成志先生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1931年钟先生又撰写了《中国民谭型式》，即《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原计划写100个，后因故只做完了45个。这45个型式的确立，尽管参照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但却是对中国民间故事开拓性的系统的立型归类，在我国故事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成果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民俗学家也刚刚走上了比较故事学研究的道路。钟先生自己也说：“我在30年代初制作和发表的类型，虽数量不多，在时间上却是领先的。”[1](“自序”p11)这一基础性的工作也为钟先生本人日后的故事学研究作了良好的准备。当时，钟先生对我国许多著名的故事类型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诸如老獭稚型、灰姑娘型、老鼠嫁女型、天鹅处女型、蛇郎型、田螺精型、呆女婿型等等。 故事的类型只是钟先生进入故事研究的起始和前提，或者说钟先生是从“类型”的角度对所考察的故事进行框定。一个个不同的故事类型构成了钟先生故事研究的具体的目标和对象。每个故事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可供阐释的空间，钟先生充分把握并根据这种“独特”，选择和运用了相应的解读故事的方法和手段。可以说，是研究对象即故事类型的差异性导致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差异。1996年9月，钟先生在北师大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为此作了个案式的诠释： 又如灰姑娘的故事，外国搜集了很多故事异文，但我若研究这个故事，大概会从社会、家庭来看，它说明了什么，里边透露了什么信息。我初步这样考虑，母亲爱她亲生的女儿，这是血缘关系，再一个是财产分配问题，如果不将非亲生大女儿排除出去，那她也要占一财产分额。当然还不只这两点。这就是我与其他用众多故事比较同异的研究方法不一致之处，我注重从故事所体现的意义上分析，这也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2]](《对当前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p 136) 钟先生根据故事类型本身的内容和意义，确定研究的方法及手段。因此，同样是故事类型的研究，方法及手段则呈现极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且这些方法及手段大多被精彩而又细腻的阐释所掩盖，给揭示和归纳带来一定的困难。 当然，导致这种困难的真正原因还在于钟先生对故事类型内部差异性的关注。根据以往世界故事学的研究途径，如果仅从类型的角度，亦即从雷同或相似的因素来解读故事，那么在比较研究中可以借助的方法大概也只有故事结构形态分析方法、历史地理学派研究方法以及流传学派的研究方法等数种。毋庸讳言，钟先生曾受到这些流派的影响，并对这些流派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而非机械的运用。钟先生的故事学研究没有为这些外来的方法所局限，更没有刻意标榜和宣扬自己的研究使用了哪些方法，而是将这些方法渗透于字里行间，为具体的阐释服务。在钟先生的论著里，研究方法不是框框、不是套路，不是表层的和外显的，大多情况下也不是单一的；他的故事学研究不是为了实践某种或几种方法，不是要用中国的民间故事去充实西方有关的理论构架，而是从解读的对象出发，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来完成解读的任务。 依据自己半个多世纪研究民间故事的经验，钟先生曾特别提醒大家，在比较研究上要注意差异点，他说： 过去许多从事民族间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多着重对象的共同点，并在这个界限内作出结论。重视故事间彼此的共同点，自然是对不同民族故事的比较所应取的正当态度。但是，同样重要的，却是对差异点的注意，乃至重视。因为同一类型故事中的差异点，往往正蕴含着那民族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素质，而这对理解、评论民间故事的性质、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忽略了它，那研究的结果，至少是不完全的。[2](《对民间故事探究的一些认识和意见》p300) 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免不了“例外”的，有正面的文章，常有反面的陪衬。故事是民间许多聪明好事的人创造出来，传述开去的。他们对它可以随时增加或减少，变换或粉饰。不但它的外形要因时因地而不同，就是它的内容也要因为他们的口味而改变。如中国最通行的徐文长故事，无论它的方式如何更易，但内容总要是在表现为人的机智、尖刻、恶作剧。可是，事实上，大多数的篇章固然是在表现他的智慧，然而却不免有小部分说他怎样吃亏上当的故事。同样，呆女婿的故事也如是。呆女婿他本来是一切“呆子”的代表，不论他的故事在形态上如何差异，总应走不了愚呆这一点。哪里晓得，他在某些地方的故事中出现时，往往却变成很伶俐的好女婿，要使丈人们大大为之称羡、惊奇。(这是这个类型故事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可惜这方面的记录目前还不太多。)[[3]](《呆女婿故事试说》p239) 后一段话出自钟先生《呆女婿故事试说》一文的末尾，以现在的目光，似乎没有什么深奥之处，然而其含义却十分丰富和深刻。其揭示了文学存在的口头形式和文学书面存在形式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前者呈现出多样性。在口承文学中，一个故事被重复多少次，就会有多少次细微变异。重复的次数无限，变异的数量也无限。因此，各种口承文本之间的相互差异就成为必然。 我们往往关注的是这些异文之间的相同之处，并基于这种相同，才提出了为学者们一致认同的“类型”概念。把具有相同情节单元的民间故事放在同一平面加以考察，突显民间文学研究的个性。但是类型之中的差异则常常被忽视，钟先生认为这种“例外”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有的故事为什么会走向同类故事共同趋向的反面？显然这不仅仅与记忆有关，更与方言、民间意象和民间修辞有瓜葛。这实际上是民间文学类型的地域性的问题。一个故事类型进入不同的生活区域，肯定会有所“例外”，只是“例外”的程度和方面不同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