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明]朝向民俗学的新视角(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6 中国民俗学网 安德明 参加讨论
这四次讲座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来自北师大、中国社科院和中央民大民俗学及相关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们都积极参加了该系列活动，并在报告之后，同卡舒巴教授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和讨论。让民俗学专业的诸多听众感受至深的，是卡舒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超越了我们一般所遵循的学术传统。他的研究，不仅与大多中国同行的研究有所不同，与我们相对比较了解的美国民俗学的主流研究也有较大差异——今天美国民俗学主要的研究范畴，大体上与中国民俗学是相似的。美国民俗学界有一批学者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我们来说是领先的、富有启发性的，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些研究还是没有摆脱民俗学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内卷化”的传统，仍然属于在传统学科内部的精耕细作，其中所谓的突破也往往只表现为分析的更加细致缜密、思考的更加深入全面。总之，就目前的民俗学来说，无论中国还是我们有所了解的美国，学界所作的努力总是围绕着如何把我们传统的对象做得更精细、更系统、更有创造性，以便同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区别，因此，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在传统领地上持续的深耕。 卡舒巴教授的研究，首先为我们思考如何使日趋内卷化的民俗学走出自说自话的天地提供了一种启示。 从四次讲演中可以看出，卡舒巴同他所代表的德国欧洲民族学，关注的是当代现实生活而不是那些背负沉重历史的传统符号，其研究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整体的思考，而不是局限于对传统的“民俗”这个狭小范围中特定事象的观照。在研究对象上，他所关注的重点与我们有很多不同：他关注的城市问题与我们着力关注的农村问题有很大区别，他关注的公共事件、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与我们所关注的口头文学、信仰仪式等传统文类亦有很大不同。他关注的是当代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协调等重大问题。从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他所关注的核心，实际上同我们民俗学者长期以来所倡导和强调的研究重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关注生活中的人。可惜的是，尽管我们一直主张民俗学的研究要关注人，但由于研究思路和视角的局限，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所描述、展示和分析的人，往往是与当下社会中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相剥离的人。 我们也许可以说，民俗学是在书写一种历史，一种关于被主流的、正统的历史叙事所忽略乃至鄙视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历史——而这也正是民俗学的民族志研究的价值所在。然而，仅仅局限于对某个具体社区语境中传统的民俗事象的描述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显然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一门学科的强大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尽管民俗学力图要为那些受主流文化所轻视的文化现象正名和立传，但由于视野的局限，实际的结果是，非但没有使那些现象的地位因此得到提升，连民俗学自己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也因为长期的自我画地为牢而每况愈下。对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世俗的偏见，也进而由于民俗学自身过分强调自己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传染”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变成了学术界低看民俗学的有色眼镜。 卡舒巴的研究，扩展了传统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它启发我们积极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把民俗学的研究与当代社会进程中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从民俗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去加以回答和解决，从而自觉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界更大问题的讨论中，并进而寻找民俗学学科发展的突破点，通过积极进取，为自己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其次，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性的。例如，他在承认博物馆和考古学领域存在“本真性”的同时，又对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中作为想象性建构和文化策略的“本真性”的本质做了发人深省的剖析。又如，他对“文化遗产”概念的源流及其与记忆政治、文化政治等方面关系的思考，对今天的中国民俗学尤其具有参考价值。中国民俗学者中，有不少人参与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那么，在这种工作中我们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非遗运动的开展又体现了什么样的背景，这种种与政治、权力相关的诸多问题都值得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将会使我们的理论更深入，批评也更有力。此外，对于民俗学、民族学和其他相邻学科视作看家本领的田野作业，卡舒巴也提出了新的理解。今天，在我们的学科当中，正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不做田野似乎就不能算作真正合格的研究者，同时，对田野作业还有一整套时间、方法等方面的规范和要求。卡舒巴认为，我们之所以强调田野，是因为我们自以为能够寻找到当地人的文化真实，其中体现的还是对于一种想象中的本真性的期待。这一见解，将启示我们重新思考和对待田野作业，并进一步反思我们当前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实际上，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所确立的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田野作业，其标准和范本的形成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特殊的时代性。马林诺夫斯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而被迫居留在西太平洋的英属小岛上，因而得以长期在那里进行田野调查的。而今天的人们如果仍然相信通过田野作业可以发现所调查地区的人或社会当中存在的客观真实，就显得过于浪漫和理想化。至少，在强调深入田野调查的必要性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一种更开阔的视野，超越调查地区和调查对象本身，进行更开阔的思考? 第三，卡舒巴教授的报告，还将引领我们进一步反思在社会进程当中，民俗学者如何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在动态发展的社会生活中，作为民俗学这门具有强烈实证特点的学科的成员，我们究竟应该作为观察者还是作为参与者投身其中呢?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从卡舒巴对自己研究的介绍中，可以感到他似乎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但对我们中国民俗学者来说，这却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最后要说的是，大概在十多年前，《民俗研究》曾经发表了叶涛先生的一篇短文，标题叫《民俗学的“叛徒”》，主要是介绍出身于民俗学却在人类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阎云翔博士。结合卡舒巴教授的经历，以及鲍曼等国内外其他一些重要学者的情况，回头再去看那篇文章，真是让人百感交集。那些因为自觉进行学术转型而跳出了传统民俗学研究范畴的学者，都在学术上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取得了更加卓著的成绩。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为了使更多的国内同行能够分享卡舒巴教授的四场讲座，我们将在这里陆续发表这些讲座的中文译本。非常感谢《民俗研究》为此慷慨提供阵地! (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732)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