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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文]试论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2)


    如前所述,研究民间文学的多重视角涉及到许多学科,段宝林在其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要》一书中就指出民间文学具有包括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在内的十五个学科的价值。段宝林列举的这十多个学科确实或多或少都与民间文学有联系,但我们以为,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最应该注意的主要是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伦理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等学科视角。
    在史学家看来,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对上古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保留于各民族口头的神话或传说。即使撰写进入文字文明时代之后的历史,由于原因种种,史学家仍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借助于民间传说。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往往进行实地考察,即今天民俗学者所说的田野调查。他奉父命,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游历生活,先后到过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以“网罗天下放失之旧闻”(《报任安书》),即采录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将其作为撰写《史记》的重要资料。譬如他写陈涉年轻时为人佣耕,如何叮嘱伙伴“苟富贵,毋相忘”;写项羽见始皇帝出游,如何云“彼可取而代之”;写刘邦之母孕刘邦时,如何有蛟龙盘身,等等,都显系采自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还有利于我们全面真实地了解历史。譬如,官修史书无不把农民起义领袖诬蔑为“贼”、“寇”,说他们如何嗜杀成性,而另一方面则对那些封建帝王极尽美化。而民间传说却往往与此相悖,譬如,《旧唐书》云:“(黄巢)攻陈州……时仍岁大饥,民无积聚,贼俘人为食,其炮炙处谓之‘舂磨寨’,白骨山积,丧乱至极,无甚于斯。”[8]《资治通鉴》则说,黄巢的军队“掠人为粮,生投于椎硙,并骨食之”[9]。而湖南新化县一带民间流传的《鸡叫岩》的传说则告诉人们:黄巢虽然杀人,但只杀坏人不杀好人[10]。一些传说则扒下了那些披在封建帝王身上的神圣外衣,揭露他们的歹毒阴险、心狠手辣,如《火烧功臣楼》的传说讲,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以招集功臣聚宴的方式将他们集体谋杀[11]。以上这些传说所讲虽然并非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但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历史或认识历史却有着很大的帮助。
    民间文学的研究离不开民俗学的视角。我国的民俗学运动最初就是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开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发起者于1922年12月17日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指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12],可见我国民俗学运动的发起者在当时就已认识到民间文学具有的民俗学价值。民俗往往借助于民间文学传承、传播,民间文学传递着丰富的民俗文化的信息,因而,对它的研究离不开民俗学视角,譬如《鲧、禹治水》的神话里面有一句令人难解的话“鲧復(腹)生禹”[13]。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从鲧的肚子里生出了禹。鲧是一位男神,怎么能生育?这是从语言或文学的角度都无法理解的。但如果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奥秘就容易解开了。在母权制氏族社会向父权制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男子逐渐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抢去了领导权,他们还要在生育以及亲子权方面占据优势,于是便利用巫师兼酋长的地位或身份,搞了一个“男子产育”的仪式,借以把生育权与亲子权夺过去。了解了“男子装产育”即“产翁制”的习俗,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鲧復(腹)生禹”神话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就豁然明朗了。又如流传于湖南土家族当中的抒情长诗《哭嫁歌》中有这样一个片断:“灯笼火把两边排,人家的轿子闯进来;灯笼火把两边分,人家的轿子闯进门,爹呵、娘呵,人家的轿子我不做,坐在上边像刀割。人家的轿子我不上,人家的奴才我不当。”[14]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段描述非常让人费解,如果仅从封建时代婚姻不自由等方面来讲,恐怕还是不能理解歌者为什么把迎亲的场面描述的如此可怕和恐怖,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古代社会曾经盛行过抢婚的习俗,也就不难理解这首民间抒情长诗中积淀的历史记忆了。总之,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民俗学是一个重要的学科视角。
    张紫晨指出:“民间文学植根于民族土壤中,对民族历史的反映最为充分。从原始部族、氏族到民族的形成,及民族的融合与分化,在各民族口头文学中都有重要反映,特别是民族生活、民族的风俗和习惯、民族迁徙、民族技术、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婚姻与家族,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等,在民间文学中的反映都往往是多层面的。”[15]诚如张紫晨所说,史诗所描绘的民族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民族史研究价值。其中英雄史诗更是形象的古代民族战争史,它对古代社会的性质、民族关系、民族间战争的性质都有鲜明的揭示。一些民间传说也常与民族历史相联系,差不多每一个民族曾经发生过的有影响的事件都能够在该民族的传说中得到反映。巫瑞书曾经指出:“我国五十多个民族由于居住的地域不同,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形态也甚为悬殊。因而,这众多的民族,几乎把人类所经历的社会发展各阶段同时地存在于我国疆土内,成为一部社会发展史的缩影……民间文学作品,保存了与之相适应的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乃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在鉴赏、研究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时,应当发掘并重视它们的民族学价值。”[16]正如巫瑞书所说,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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