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玲]从“历史演进法”看胡适小说考证中的民俗学学术偏向(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47 学苑出版社网站 李小玲 参加讨论
二 陈平原充分肯定胡适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和成就，但以为胡适在小说考证过程中也造成了另一种缺失，即往往沉醉于故事的考辨和版本的比较，而相对忽略了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即“重‘史’轻‘诗’，对小说的艺术表现兴趣不大；即便论及，也都不甚精彩”。（陈平原，1998：210）此番评论颇为客观，说到了胡适小说考证的特点或缺失所在。确实，胡适的“历史癖”和“考据癖”使他在研究文学之时常常游离于外，乃至无暇顾及到作家个体的文学贡献和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胡适自述他读《水浒传》时“开小差”就是一个例证，“我正看得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胡颂平，1984）余英时曾说：“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据学。”（欧阳哲生，2000）胡适自己也常说，文学仅是他的娱乐和“玩意儿”，他在《四十自述》中明确地说道：“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曹伯言，1991）对于有“历史癖”的胡适来说，对文学的鉴赏发生史学的偏移，亦是不出意料之中的事情。为此，常有学者对胡适的文学鉴赏能力表示怀疑甚至指责。客观地讲，胡适重实证主义，对于文学这一作为想象的艺术来说，他的分析确实有时不很到位，但他对不同文学类型特性的本质把握及采取不同的解读方式却是比较准确和恰当的。 而且，就笔者看来，胡适的历史精神和重考据之实虽常常与追求“诗无达诂”的文学发生错位，然却与同样重史实研究的民俗学颇为合拍。如前所述，历史的方法也是民俗学上惯用的方法，正如林惠祥所说：“民俗学是历史的材料，采用历史的研究法是毫无疑义的。”（苑利，2002：27）然而，胡适本人并没有这种民俗学方法上的明确意识，他更强调方法于民间文学的作用。他常说研究民间文学的根本点在于文学，《歌谣周刊》复刊词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这一态度，他甚至很遗憾没人用文学的眼光对歌谣加以选择，“可惜至今还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意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胡适，1988：456）现代民俗学的积极倡导者常惠还对此发表了相左意见，“要研究歌谣，不只要好的文学——‘真诗’——还要能知道民族的心理学。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所以我爱读坊间的唱本儿，弹词，小说，比较那大文学家的著作爱读得多。我想本可以不必知道著者是谁，只要看他的内容取材于社会和影响于社会就得了”。并以此号召人们“努力研究‘民俗学’”。（胡适，1988：478）不过，胡适虽在主观上以为民间文学的收集保存和研究，“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提升它们的学术价值，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他却时时偏离文学的轨道，而进入常惠所强调的民俗学研究范畴。他在《白话文学史》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孔雀东南飞》，而对民俗风情的探讨就占了不少的比重。他的小说考证广泛收集了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水浒故事”、“西游记故事”、“狸猫换太子故事”的相关作品，“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目的则是探寻传说的“变迁沿革”，力求在返回“古本”的过程中理解时世变迁与文化学术的演进。（陈平原，1998：209） 1925年，胡适撰《〈三侠五义〉序》，追述了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演变故事，并把小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以此折射出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时世变迁和文化氛围。李宸妃的故事在当时是一件大案，《宋史》上有寥寥几百字的记载，后来渐渐成了一大传说，演成连台几十本的长剧，衍生了“狸猫换太子”故事，成就了《三侠五义》一部大书。“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前清已成了通行的戏剧，在《三侠五义》里遂演成故事的定本。胡适从社会风尚、民众心理等方面解析了故事的每一个演变过程。他认为当时民间对于刘后的不满，对于李宸妃的不平便是其故事传说之所以流行和传播久远的原因。他提到《宋史》中关于宸妃妊娠时玉钗的卜卦已有神话的色彩，而到元代杂剧时玉钗之卜成了金弹之卜，神话的意味更浓了。杂剧还增加了“红光紫雾罩定太子身上”和刘皇后要害死太子的细节，这和《宋史》中刘后待宸妃之子如己出不同，胡适分析道：“民间传说不知不觉地已加重了刘后的罪过，与古史上随时加重桀、纣的罪过一样。”明代故事中的刘后受绞死之刑，而李宸妃入宫，享有尊荣。胡适觉得这也是民众心理的反映。《三侠五义》里的故事把元、明两种故事掺合起来，调和折衷，组成一种新传说，遂成为李宸妃故事的定本，添加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胡适对这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又用“母题”的思路加以贯穿： 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胡适，1988：1193） 胡适认为故事本身并不值得多大的研究，但它“最容易使我们了解一个传说怎样变迁沿革的步骤”。“这个故事不过是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并感悟到它的演变如同尧、舜、桀、纣，乃至和井田禅让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都是随人的心理随时添加上的枝叶。胡适由此得出结论：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