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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4)


    以现代西方的心理医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医生佩塞施基安倡导“积极心理治疗”的理念,同时也高度关注东方文学的幻想疗效。他在《积极家庭心理治疗》一书中明确写道:“我对东方故事的兴趣,同样也很重要。在特殊的心理治疗的领域中,我以这些故事作为源泉和帮助交往的手段。中东的格言及直接思想与西方新的心理治疗方法的结合,也是一个附加因素。” 春山冒雄和佩塞施基安两位医生已经把传统精神分析学的催眠技术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的文学辅助治疗了。来自当代医学变革的这些有益信息,对于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新审视文学的所以然,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与医学方面对文学的重视相对应,文学艺术领域的学者也对医学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已故的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不仅写过《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文学》,将文学视为对抗理性异化、维护人性健全的必不可少手段 ,而且还专门研究了文学治疗的可能性问题。他在《文学与治疗》一文中说:“我并不认为,人们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阅读文学作品。我只想提醒大家,在当今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不应当忽视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可惜的是诗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 其实,不光是文学写作和阅读,就连学术研究和写作也具有这种助人康复的潜力。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便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学术认识的治疗潜力,他认为自己在从事社会学研究和著述的过程里真正实现了“自我治疗”。 不过象布迪厄这样的情况毕竟还不多见,其自疗的原理似可用精神医学中的“认知-- 启悟”疗法来解释。
    关于文学的疗效是如何发生的,弗莱认为文学艺术能帮助人构成一种与现实生活相逆反的环境,这有助于传播幻觉感受,促使人们用主观经验去取代客观经验。他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除了来自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以外,还得之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以下便是他写出的一个例子:
    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说,她生下我姐姐之后患了重病,并且诱发了精神失常。我外祖父是一位天主教牧师,他找来司哥特的25卷本的威福利(Waverley)系列小说,留给病中的母亲。她通览了这些小说之后,居然大病痊愈。这件事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母亲坚信司哥特的小说就是治愈她的灵丹妙药。当时我假设任何新奇的和引人入胜的内容都同样对病人有益。后来我自己也读了这些小说中的大部分,发现司哥特小说的情节足以构成一种对抗精神失常的力量,母亲的康复便与这种力量有关。于是,我对此就不再感到惊奇了。
    正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用一系列的故事所建构的幻想世界陶冶了患有精神障碍、陷入杀人狂的境地而不能自拔的国王,彻底改变了他敌视一切女性的客观经验;司哥特的系列小说也使弗莱的母亲逐渐摆脱了心理危机。从这些类似的病例可以看出如下三方面的饿问题:
    第一,古代的巫医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咒语诗歌,疗效的发生主要在于激发语言的法术力量;现代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叙述性的故事,疗效来源于幻想的转移替代作用。如果我们把新兴的影视传媒看成是文学的技术延伸,承认好来坞等就是“梦幻工厂”,那么其治疗功效就不容低估。
    第二,故事的讲述(即幻想的编织)时间需有相当的长度。弗莱母亲阅读的25卷小说,与《一千零一夜》女主人公持续成百上千个夜晚的讲述,都表明这种幻想的疗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此而言,个人的文学活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同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和健全程度,在特定的范围内应该是成正比例的。
    第三,文学和医学一样,其产生和发展曾受制于本民族的传统,但内在的幻想能量却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从而具有跨文化治疗的可能。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提出的跨文化治疗的应用课题 ,对于文学艺术的价值重估提供了一种维度:过去历史上被长期忽略的、或者被强势文化压抑的,各少数民族和边缘性弱势文化中的民间文学传统作为具有特殊疗效的宝贵文化资源,无疑会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美学家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一文中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任何能达到满意治疗效果的手段都会受到欢迎:药剂、身体锻炼和疗养、临床交谈、催眠术---为什么艺术不可以也这样呢?于是以一种踌躇犹豫和半信半疑的态度,尝试用艺术来治疗疾病的人出场了。他不仅必须用实际的成功,还必须用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近20年来艺术治疗在东西方各国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英美等国的职业化建制趋向 ,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阿恩海姆所提出的证明的任务,作家、艺术家、文学批评家等与精神医生之间的传统职业分野正在逐渐淡化,文学与医学保健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互动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身兼诗歌神和医药神的阿波罗神话重新闪现出生命的活力。
    随着后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生存危机的日益明朗,全球性生态意识大觉醒的到来,文学艺术的文化生态价值也开始受到较为普遍的关注,这必将给相对封闭的文艺学研究格局带来重要变化,并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死亡论”或“艺术衰微论”做出实际的回应,有可能为未来的文学发展提供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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