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语音对文字的颠覆(节选)——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念[1](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21 中国文学网 吕微 参加讨论
三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不仅仅是直接引进西方学术的结果，也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合逻辑的引申。[4]据胡适的看法，“五四”的白话——新文学(文化)革命运动的兴起是本土语言、文学历史进化的必然。由此，“五四“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将口头语言和口头文学置于崇高的地位，就具有了无求于外的本土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口头语言、白话文学的现代合法性不仅与“五四”运动关于建立现代民主社会和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直接相关，同时也有自身的学理依据，这就是关于“言语——文字”同一性和等级性的“前苏格拉底”式的语言哲学观点。 根据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以前以及苏格拉底“本人”的语言哲学观点，思想、言语和文字之间被认为具有同一的性质。也就是说，言语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字又是记录言语的工具。换句话说，言语是思想的符号，而文字又是(言语)符号的符号。然而，尽管三者同源，却不一定就绝对同构并且功能相等。同为符号，言语和文字都不被认为是理想的“好”工具，不仅言语不能准确地表达思想，文字更是无法忠实地记录言语。因此，尽管人的思想、言语和文字趋向于(内容)同一性的关系，但在传达绝对真理的能力方面，三者之间是有差别的，这就导致了行走在接近真理的路途中时，思想——言语——文字依次递减的“形式——功能”等级。于是，当苏格拉底“不立文字”、孔子“述而不作”，以及老子认为“道不可道”时，思想、言语和文字同一性兼等级性关系就被“前轴心时代”(或轴心时代前期)的语言哲学肯定下来。[5] 但是，尽管在“前轴心时代”的哲学家们眼中，文字是比言语更糟的符号工具，但是到了“轴心时代”以后，无论文字的发明还是文章的书写以及文学的创作都使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们比那些仅仅借助“耳口相传”的人们拥有了更多、更大的传达真理的权力。[6]特别当其中的一些人掌握了用钦定的文字书写的宗教政治、文学权威文献——“经书”时，先前哲学家们眼中从思想、言语到文字的功能递减关系就被彻底颠倒了过来。用拉丁文书写的圣经和用古汉文(雅言)书写的《诗》、《书》于是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书面形式，后来的口头言说只能沦为对书面真理的诠释。经典文本的出现将文字和言语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并且造成了文字对于言语的强力统治。 但是到了近代，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语言观中，出现向前苏格拉底语言观复归的倾向，在此意义上，胡适称“五四”文学革命是“文艺复兴”即传统文化之一种(如口语文学)的现代复兴，是有道理的。[7]胡适提出过一个语言学的假定，他说，在中国历史的前轴心时代曾经有过一个言文一致的阶段，但是，由于文字的演化相对滞后于言语，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生了言、文脱节的现象。[8]言、文脱节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史的演化结果，或者说言、文脱节是从历时性角度观察语言现象的结果。于是，根据这种语言史观，重蹈“言、文一致”作为对于“言、文不一”的历史反拨在理论上就是可能和应当实现的目标。据此，“五四”白话文运动追求“言、文一致”的理想国语也就具有了充分的学理依据，而不仅仅是转达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 四 但是，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们很快也就发现，在言语表达和文字表达分属不同阶级专利的时代，重建“言、文一致”(国语)的最初努力只能求助于来自民间和民众的口头语言——口语或记录口语的白话(白话文)。根据胡适语言史观的理解，口头语言——白话既然在历史上就已经是书面语言——白话文的基础，那么白话也一定能够为重建新一代“言、文一致”的书写语言(国语、官话、普通话)作出新的贡献。这种“我手(书)写我口”的白话、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将最终走向思想、言语和文字内容和形式功能同一性的真理目标。 于是，在从“言、文不一”到“言、文一致”的历史运动中，合逻辑地引申出了歌谣——民间文学运动。根据“五四”语言——文学革命的逻辑，民间文学、平民文学、大众文学最终要代替官方的、贵族的和精英的文学。就此而言，语言革命、文学革命就不仅仅是符号工具的革命，同时也是价值观念的革命，以及禀有这一符号工具的阶级——民众所进行的改变政治、社会关系的革命。“五四”语言和文学革命就是要将由于历史原因而错位的语言、文化等级关系重新再颠倒过来。如前所述，根据前轴心时代的语言观，言语被认为是比文字更加接近真理的符号工具;现代启蒙——浪漫主义者同样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民众而不是传统的士大夫阶级手中。 在“五四”时代，限于那时的语言观和文学观，“五四”学者不可能在等级关系以外设想口语和文字，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与经典书面文学的关系。我们翻阅《歌谣》周刊和胡适《白话文学史》，可以发现“五四”学者在描述民间口头文学时所使用的词汇之贫乏!自然、朴素、清新……这些形容词本来都是用于描述书面文学作品的;而现在，人们将这些原本奉献于书面作品之最高境界的赞颂统统转赠给了口头文学。“五四”学者之所以只能借用评价书面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口头文学，原因在于，尽管“五四”学者反对将口头文学视为文学等级中的较低层次，但口头文学始终处在文学的等级关系之中则是不争的事实。“五四”学者声明，传统的士大夫阶级视民间的口头文学为等而下之之物，如今他们却要摒弃这种传统的成见，让口头文学成为文学殿堂的座上宾。但是，由于“五四”学者无法用等级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模式来想象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因此，尽管他们以极大的勇气颠倒了民间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传统等级，但二者也就立即陷入了一种新的等级关系之中。无论如何，口头文学都必须在等级关系(无论何种等级关系)中确立自己的存在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