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历史研究同其他任何科学学科一样，并不否定精确性，相反，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首先要强调的便是精确性，使之成为一门"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论的提出，计量方法的运用和计量史学的建立，努力对历史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数量分析，构拟数学模型描述历史矛盾运动的过程和规律，便是使历史研究力求精确化的不懈的努力。但是，历史过程中客观存在着模糊性现象，明显地表现出某一过程或某一现象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和交叉性或中介过渡性，使其表现出不确定性，这样就使模糊性思维有了用武之地。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普遍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机械地以精确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将精确性绝对化，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人物硬要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那只能适得其反，将"精确性"绝对化的结果只能是不精确，相反，模糊性的思维却可得出更贴近历史真实状况的较为精确的结论。模糊性思维与精确性思维虽然思维的具体对象不同、逻辑基础不同、思维的语言和表现方式不同，但它们却又互相依存，互相包容，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历史研究中，将这两种思维方式统一起来，对于准确地理解生动的复杂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有益的。
四
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现代历史思维表现出要求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精确与模糊相统一等变化。但是，不能将这些绝对化。完全忽略这些变化或将这些变化的作用和影响推向极端，都是不妥的。首先，历史思维把古今中外学者的历史研究实践以知识的形态固定下来，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应该也不可能轻易否定；历史思维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史学方法的改变，对历代中外学者广泛运用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样也不能轻易否定。因此，现代历史思维在科学革命影响下出现的新变化，同传统的历史思维的关系，只能起进一步补充和充实的作用，使传统的历史思维更加完善，从而在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思维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各个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虽表现出各种不同的作用，但并无主次轻重之分。因为"每一个思维过程都不会是单纯的一种思维在起作用，往往是两种，甚至三种先后交错在起作用。"（34）以上述现代历史思维的三个新变化为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不应割裂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出发，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从而从整体上发挥历史思维的功能，提高历史研究的水平。
科学革命的具体成果不仅能直接作用于历史思维，特别是为之奠定必要的理论或物质前提，使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同时在认识论方面还给史学工作者以深刻的启迪，使其历史观念更新，历史思维发生变化，进一步丰富现代历史思维。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多维型思维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它对历史学已经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前提，19世纪60年代以后，平行发展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逐渐合而为一。本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导致技术和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的成果又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强大工具，同时成为科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动因。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在新的水平已融为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维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仅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具体内容，它同时还与生产力变革、经济发展、经济国际化、管理现代化有密切关系，还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人的现代化有直接影响，此外，它还关系到世界人口、粮食、自然资源和能源、生态环境、核战争等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合作，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也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所奠定的必要物质前提。这些问题涉及到多学科的横向交叉，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知识网络系统。在解决这一系列变得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时，单维型思维已无能为力。与各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同时，逐步实现由单维型思维向多维型思维的转变。
所谓多维型思维，是指多种思维指向，多种思维起点，多种逻辑规则和多种判断手段，多种评价标准，多种思维结果。在历史研究中，多维型思维要求史学工作者有意识地改变传统的史学思维定式，对历史进程中和历史研究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这些问题作为科学网络中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多条逻辑线索的科学探讨。
倡导对历史过程进行跨学科研究，最早始于40年代初的美国。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的显著特征。"这种结合"为政治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了极其广泛的新机会"，而且"社会科学的实际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所证明的更为有效、更切中目标的方法论具有广阔的前景，是推动美国历史学家去重新检验他们继承下来的那些观点和方法的主要力量。"（35）1954年，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历史学委员会提出专题报告《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全面推动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对美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这个过程所以首先发生在美国，首先应从当时美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答案。法国的年鉴学派和原苏联60年代以后的史坛也表现出类似的现象。法、苏历史学家不仅直接受益于科学技术革命的某些成果，而且也受益于在科学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相邻学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理论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这一切使历史思维进一步丰富起来，多维型思维逐渐为广大史学家意识到，并逐渐接受。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年鉴一新史学派不仅成为战后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其影响已波及到欧美和亚洲各国；原苏联史学则在短短十余年间，建立了计量史学、人口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等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计量史学，其理论和实践在国际史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我国，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加强同自然科学的联系，在80年代中期受到普遍重视。1985年4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以"历史研究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为题的全国史学理论学术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后，不少学者为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看，发展情况都不尽人意。出现这种情况可找出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由于近代中国科学发展隔绝于世界科学发展大潮之外，造成了封闭的思维偏向，至今仍没有彻底肃清。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欧洲因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的重大成果，使许多国家的社会面貌和文化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追溯到16世纪后欧洲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和发展之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6）而中国自16世纪后却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结构的僵化严重阻碍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没有建立系统的实验方法和完备的逻辑方法，在科学思想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大肆入侵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失去科技发展的动因，在古代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科学技术变得更加落后。这些无情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给传统的思维方式留下深深的痕迹，并对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即使有少数有识之士振臂呐喊，呼唤历史学改革图新，也难有所作为。如梁启超1902年出版《新史学》早于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鲁滨孙的《新史学》9年问世。 两书不仅书名相同，内容也多相同，他们都对传统史学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革新主张；他们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武器，要求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领域，更充分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梁启超还明确提出历史研究要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近代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他认为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文章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等"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或"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37）然而，两种"新史学"虽表现出类似的新的历史观和历史思维，但它们的历史命运都不大相同。鲁滨孙强调"不应该把历史学者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38）他的主张在大多数美国史学家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使新史学成为美国一个颇有影响的史学流派，而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没来得及为人们所认识和了解，便被湮没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当代中国同以往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9）同样，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新的思维方式时，也只能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传统思维的条件下建立。就历史思维来说，它的任何变革和转换，也不可能脱离原有的传统的历史思维的基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多维型思维相联系的我国历史学跨学科研究不可能一呼百应，在短时间内便会取得重大成果。只有在历史观念-历史思维首先转换后，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前提才能建立。忽视它们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研究和宣传科学革命-历史思维-历史研究的逻辑联系，借鉴和吸收当代科学发展的优秀成果，那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可能只会触及皮毛，而很难了解其真谛。在这方面，我们尚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笔者去年夏季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谈到，我国史学理论研究较为紧迫的任务之一，便是基础理论研究，（40）因为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汲取国际史坛有益的新理论新方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关键。我以为，探讨科学革命和现代历史思维的关系，便是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尝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强调："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41）在科学技术革命和历史科学都在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让我们进一步"被迫研究"科学革命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征，并从中吸取科学思维的有益营养以丰富现代历史思维，那我国的历史科学一定会从中大有收益，从而使其在社会发展中更充分地发挥其功能。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372页。
②钱三强：《科学与社会·序》，见王敏慧：《科学与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③见I.B科恩：《威廉·休厄尔与科学革命的观念》，载《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Cohen I.B: William Whewell and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In: Boston stuties in the philophy of science）1976年第39卷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
⑥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Кун。Т，Структуранаучныхреволюций），莫斯科1975年，第227页。
⑦金兹布尔格：《对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方法论及发展的意见》，见论文集《辩证世界观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В。Л。Гинзбург，Замечанияометодологиииразвитиифизикииастросфизики。См。Диалектика-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иметодологиясовременного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莫斯科1983年第9489页。金兹布尔格在这里所说的"库恩图式"指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多次使用的"规范科学"、"反规范"、"超常研究"、"规范更替"等概念的总和。
⑧弗罗洛夫：《生命与认识》（И。ТФролов，Жизнъипознание）莫斯科1981年，第55页。
⑨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0页。
⑩米库林斯基：《历史科学思想发展纲要》（С。Р。Микулинский，Очеркнразвитняисторико－научноймысли），莫斯科1988年，第204页。
（11）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20页。
（12）G.S.琼斯：《从历史社会学到理论历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7页。
（13）德国学者于尔根·库钦斯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是从研究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革命进行的，将技术革命也包括在内。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有以下4次革命：1.第一次革命（1540-1640），当时使用的动力由木柴改为煤，作为生产力的人从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2.工业大革命（1760-1860），蒸汽机等新的机器和工具使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3.电工技术革命，电动机排挤了蒸汽机。4.科学技术革命，自动化装置代替了手操纵工具。另一位德国学者沃尔夫冈·约纳斯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除第二次革命外，其余三次提法均不妥。参见于尔根·库钦斯基著《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和对比》，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原苏联学者凯德洛夫在1980年出版的《列宁与科学革命·自然科学、物理学》（КедровБ。М，Ленининаучныереволюции。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Физика）中提出，人类的科学革命从古到今有4种类型：1.从外观到实质的哥白尼革命（16到18世纪）。2.从不变性到发展的康德革命。3.自然科学最新革命。4.20世纪中期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有4次科学革命：1.从16世纪中期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开始，主要标志是牛顿、伽利略等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诞生了近代科学。2.19世纪中叶，在纺织机、蒸汽机发明和应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开始了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19世纪成为"科学的世纪。"3.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科学革命。4.20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当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影响，已融为一体，无法分开。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15）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李约瑟著《中国科技史》第2卷。他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详尽地探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17）萨奇柯夫：《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见论文集《辩证世界观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Ю。В。Сачков，СтилъМышленияиметоды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1983年，第230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该论文集收入的萨罗辛的论文《论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相互关系（В。Г。Салосин，О соотношенииметодаистилянаучногомышиення），286-289页。
（18）查有梁：《科学方法的结构》，见《中国社会科学》等编《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工具》，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19）孔德：《实证哲学精萃》，圣彼得堡1910年，第35页。转引自И。С。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20）Ｎ。С。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8页。
（2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34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340页。
（24）（25）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6）20世纪自然科学的四大成就指相对论；原子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发现与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建立；分子生物学，特别是核酸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发现，参见查汝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27）柯瓦利琴科：《历史研究方法》（И。Д。К。овалъченко，Методы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исследовання）莫斯科1987年，第4页。
（28）泽利多维奇：《基本粒子和夸克的分类》，见《物理科学成就》杂志（Зелъдович。Я。Б。Классификацняэлеменарныхчастицикварки，См。УФН），1965年，第86卷第2 分册，第313页。
（29）参见拙文《论历史思维》，见《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6-182页。
（30）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8页注释362。
（31）L.V.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32）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页。
（3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629页。
（34）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9页。
（3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5-4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37）梁启超：《新史学》，见《钦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11页。
（38）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40）参见仲伟民：《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5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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