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的可检验性。相形之下，为什么简单陈述的"可检验性更强"？简单的理论，外延对应范围广，适用度高，因而付诸实验或实践时受到的限制条件少，比较容易进行检验性操作。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理论，无法进行实验检验，那就应该具备思想上的可检验性。思想实验的进行，可以用枚举法或比较法例证。但由于不可能考察有关的全部事例，由于归纳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某些公理性假设的无法确证，则枚举法结合以试错法或否证法（后两种也可归属于比较法）便有简捷或保证较高可靠性的功效。简单的理论，挑选事例的附加约束因素少，容易与大量实例对号，因而进行例证或试错所对应的时空间范围广，可否证度高。如对"教会始终反对离婚"的检验，可随意在世界各地选取个例。而对"欧洲教会始终反对离婚"的检验，则只局限于欧洲范围内。可以看出，理论的检验就是理论的一种操作。可检验性是以可操作性为基础的。理论不具备可操作性，既不能检验，又无法实践，于是也谈不上正误。不少故弄玄虚的复杂理论就是如此。比如因果律，近年流行什么系统网络状因果律、循环互为因果律等，但发明者及其信徒却没有认真想一想，上述理论能否进行检验，更重要的是在分析实际问题（非一般学术问题）时能否运用？
关于理论的预测能力。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也受到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尤其预言新奇事件发生的能力，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仅有三两个例证的广义相对论即以此点取胜。没有预测能力的理论很难进行检验（检验，就是从一理论中推导、预测出应有的结论，以实验核对），缺乏可操作性，（理论的可操作性就是可用以检验和预测）因而可以是主观随意的。预测屡屡失误的理论，也很难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愈简单，愈容易进行检验，因而愈容易用于预测。如简单的决定论理论有较高的预测能力，复杂的非决定论或选择论则望尘莫及。如果人类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完全摒弃了决定论（广义的，包括概率论等），不对未来活动作任何预测（包括无意识或潜在的），那么，一切经验将化作无稽之谈，人类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栖身了。在讲究活动效益的参考框架中，决定论建立在对世界理解的基础上；相反的理论就不能被认为是对世界有真正的理解。人，只有真正理解世界，才"能对实验室内外更多的现象加以描述、预测和控制"（26）。而所谓真正、透彻的理解，即是对令人眼花瞭乱的世界进行抽象的化简，概括出简单的规则。所以，可以说"不懂得规则就不是真正的理解"（27）。预言，是借助简化的理论或规则观察世界的结果；"哪里没有受简化论这一探照灯的照耀，哪里就还是一片昏暗，这一点却被人们忽视了。"（28）
关于理论的内部无矛盾性。显而易见，理论愈简单，产生逻辑矛盾的可能性愈小。对于简单的理论来说，人们容易做到使它内部和谐一致，也容易判别它的内部有无逻辑矛盾。
等等。
总之，从本文的观点出发，理论的简单性主要不是具有美学价值，而是具有功利价值，是科学理论本身性质的要求和表现。一英国学者分析道，古代中国人大都不能使理论与实验结合起来。这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割裂的状态，差不多是一切具有等级区分的农业文明社会的一个特点"。而一个创业性的社会，则力使科学具备功利性质，科学探索的方向也趋于应用目标。（29）时至20世纪90年代，这个对不甘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来说依然是需要创业的时代，我们难道还能继续轻视理论的效用性，从而忽略这种效用性所要求的简单性吗？
五
然而，恰恰时至今日，科学界搅起一股与传统大唱反调的思潮。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向着多样性、暂时性和复杂性发展的根本变化。""科学今天所经历着的变化导致一种全新的局面。科学的兴趣正从简单性向着复杂性转变"。（30）因此，"偶然性"、"无序性"、"不稳定性"、"复杂性"等概念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持异议者大有人在，但争论看来限于实在论者之中。
实在论者都承认，必然性与偶然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等等都是世界的特性，争论只在于哪些东西更为根本。下面一段文字颇有代表性："在真实世界中，简单性是极稀少的例外。……我们周围的世界、复杂性虽然是最明显的特点，但是物理教科书的描述，总是忽略了世界的多样性，或者把它们当作一种迷乱来处理，然后选择一些简单的情况来绕过它们，并给我们自己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31）在本体论的涵义上滥用形容词类，难免产生思想混乱。并且，上述一类争论可能是没有谜底的。你主要看到可以被人们控制世界的有关特性，你就会认为世界是必然、有序、稳定和简单的；他主要着眼于难以被人们立即把握的新领域、新世界的有关特性，他就认为世界是偶然、无序、变异和复杂的。其实，这些形容词对比使用才有意义；使用者在各自参照系中所作结论的等价性，已展示了客体属性的相对性和非纯客观性。按本文的观点，科学认识的不是独立世界固有的"本来面目"，而是人眼里世界的模样。简单性只关系到人对环境的掌握、适应度，关系到认知的效用，是人的适应本能在理论上的要求和反映，故而它的科学地位不会下降。
在我国历史学界，某些理论颇有趋繁之势。这也许主要不是受上述思潮的影响。多少年来，人们身受几个简单不变的理论的主宰，并曾为之沾沾自喜。随着视野的扩大和思想的开放，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理论的不足。以往有效的理论在新知识、新思维的冲击下失去了效用。人们把理论的失效归之于理论的简单。于是，或是较为复杂的理论取而代之，或是干脆冷淡甚至摈弃理论。例如，在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动力说曾风行一时并独占鳌头；后来逐渐有生产力动力说、物质利欲动力说等，但任何一种理论似乎都不能使众人心悦诚服，结果，合力说默默占了上风。（表面上，许多人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不感兴趣，但是在分析、解释有关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大都采取诸多因素并列的方法，实则承认合力论。也许，彻底、完全地摈弃理论是办不到的。）这里不想辨识上述各种观点的正误，只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有关理论的优劣稍加评议。显而易见，从理论的简单性标准进行测度，阶级斗争动力论优于合力论。阶级斗争动力论由于自身的简单性，容易被理解和掌握，又能够进行操作或付诸于实践（如"抓革命，促生产"），即可以进行检验。或是说它具有科学理论的可证伪证。正因为有此性质，它才可能被思想发生变化的人们所否证和抛弃。而诸多因素共同推动说较复杂，表面上可以解释有关的所有事件，实际上却使人不得要领，不能真正理解（"不懂得规则"）和把握所解释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不能进行检验，不能指导实践或加以操作，不具有可证伪性。如果不从方法论的高度而是就事论事，这种理论可以圆圆滑滑地对付一切，将不会遭到有力的挑战，就象"上帝创世"、"心诚则灵"一类观念一样，难以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因此，面面俱到的理论虽然可以逃避诘难者的攻击，被善于自保的人们所偏爱，却对理论的进步和发展毫无贡献。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漠视，不能说不与合力论的流行有关。但这个问题是如此重大，尤其对于力求发展的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而是不应该受到冷落的。在这里我想趁机提出"社会交往动力"说（32），即一个地区发展的推动力源于该地区内、外的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军事等各方面的社会交往或联系，包括物质（人员、物体）和信息性的（人类内部的信息，可以认为是通过物质载体的精神传递活动）。至于在涉及具体地区的分析时，这个简单的理论可以进一步展开，如寻究促进和阻滞该地区社会交往的各种具体因素，又如可以各别分析其经济交往或文化交往，等等。该理论是否成立也许无关紧要，只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以能对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史学界，对简单理论的蔑视，究其根源，可能在于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因而，史学不能效仿自然科学去追求通则、规律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东渐到新中国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前文已述，"复杂"和"简单"等形容词的运用因认知主体而异，即对客体性状的判定有赖于主体的感知。说社会现象复杂，但认为自然现象复杂不也是大有人在吗？说社会现象无法重复，是仅仅注意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依我个人的观点，社会现象或历史（33）既是不可重复的，又是可以重复的。说是不可重复，很显然，具体时空间中发生的具体事件决不会再现。例如不可能出现一次公元前212-211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然而，说历史可以重演，则是舍弃以往若干事件的时空、人员等具体属性，提炼、抽象出被认为是重要的、共同的因素，然后就这几个事件所下的断言。如不少人认为文化革命再现了以前的焚书坑儒事件。又如说中国各朝代有能力的开国君主都曾努力加强中央集权，或是说胜利的农民起义领袖必然步皇帝后尘等，都暗含有历史可以重演之义。这样，当我们注重以往个别事件中具体人物在具体时空间中的具体活动时，我们就会认为历史不会重复；而当我们注重（这种注重奠基在高级脑力抽象活动上）以往若干（两个以上）事件的共同特征时，我们有时就情不自禁感叹于历史的重复。实际上，这种对历史的看法并不特殊，对自然科学关注的客体，对日常生活中所遇物象，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如1898年玛丽·居里在法国通过实验发现了镭元素，"这个实验"--1898年居里夫人的特定实验，已不可重复。但科学工作者认为"这个实验"（严格地说应是"这种实验"）--发现镭元素的实验，是可以重复的。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观察也是可以重复的。这是因为科学工作者在工作中已习惯于弃舍各种物象的"不必要的"具体属性，已能够自动抽象地、概括地"看"面对的客体。而只有这样经过简化地考察客体，才有可能确立通则、规律（或原理、定律）等等。从这种视角出发，就会认为在本质上，社会现象无异于自然现象，只不过人们对前者是更多地注目具体的个别事件，对后者更习惯于抽象对待，因而要抽象地对待社会现象就会感觉更困难些。从这个视角出发，就会认为社会科学并不特殊，它应该而且也可以运用（原则上）业已获得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日常的活动更是如此（实际上，日常经验思维是科学思维的基础）。英国学者怀特海说："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事物的一般重复现象是很明显的。日子、月相、一年的四季、心跳、呼吸等都重复出现，绕行的星球也重复回到自己的老位置上去。我们在各方面都看到有重复现象发生。没有重复现象就不可能有知识，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断出来。同时，没有某些规律性的重复现象，也不可能有度量。当我们获得了这一'精确'观念后，重复现象在我们的经验中便成了基本的东西。"（34）通过有关论述，似可认为能够在诸多现象中看出重复更为重要，难度也更大（必须首先对众多事实的逐一化简）。
在对"重复"的分析中，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追求科学、简单的理论必须考察、比较多方面的历史事实，即不是只着眼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所能办到的。显然，这是宏观史学的任务。对于宏观史学的研究，一般的看法是认为应当首先占有有关论题的全部资料，然后再作概括。可是，为要概括出科学的理论去努力翻阅全部资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绝大多数人对宏观研究望而生畏，寥寥可数的宏观研究成果也常由于资料的引用问题遭到非议。又由于似乎只有老年人才可能掌握全部或大部资料，于是只有"大家"--老学者才能进行宏观研究，中青年只配去钻"牛角尖"。然而，好象不曾有人去想一想，几条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怎么得出来的。作为非专业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自然没有时间、也不会想到要去翻阅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论旨的全部历史资料，但他的做法却无人挑剔（虽然他的结论遭到挑战）。依我看，马克思的做法不应受到怀疑，并且"小人物"的类似做法也不应受到指责。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理论形成的方法方面，有助于表明一般宏观史学研究的可行性。国内已有学者总结到："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已经越来越远离直接观察的要求。可以这样说，新物理学首先不是在大量直接观察的实验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的'思想实验'建立起来的。这是新物理学的一大特点。爱因斯坦关于同时性问题的考察，海森堡关于测不准关系的推演等等，都是这一类思想实验。"（35）什么叫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汇？我看方法论的交汇是两大学科最为根本的交汇。应该说，史学也是可以进行"思想实验"的，也许主要不是直接依靠逻辑分析手段，而是有赖于史实的比较。但史实的化简和对照需要经过分析的头脑，并且辨析所能获论断与人类已有的文化背景知识（包括公认的原理、理论、观念等）是否一致，也是不可或缺的。
六
简单的科学理论功用高。至少，它指导进行具体的研究时，能够使人较快地取得容易被社会承认的成果。比如，当我们试图剖析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思想或活动时，会迅速地从其社会背景、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入手，这就是因为我们信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条通则或原理。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的照耀，也许我们会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但由于在史学界理论灯塔过少，又由于人们不愿努力去多多建造，于是在不少问题上人们只得默默忍受"瞎子摸象"般的状态。史学界的研究成果难以冲出本学科的樊笼而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甚至在象牙之塔内也几乎是坐守本营，互不相扰，与这种状况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