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与超越国家的民俗学：对象与视野(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48 中国民俗学网 周星 程鹏 参加讨论
三、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程鹏：那您对自己是怎样认同的呢?是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民族学家? 周星：我自己倒不是什么家，只是觉得有些部分的知识需要在不同场合收敛一下，这么多年来，我也是慢慢地集中于民俗学和人类学这两个领域。国内很多年轻学生困扰于这两个学科的边际不是很清楚。确实，这两个学科会有各自的建构。可我自己逐渐形成了一点个人性的观点，也就是“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以前在北大的时候，人类学与民俗研究，我们是并列处理它们，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原理上的想法，比如说中国人类学，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家乡人类学，实际上最后是能够与民俗学合流的。中国在海外留学的人，因为出去了，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本土的某些东西，是在异域文化的环境中、教育体系中意识到本土的课题。这便是“异域”和“故乡”的关系，这个分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类学以异域他者为主，可还是要关注本土;民俗学以故乡为主，但也要对异域有深度的意识。为什么我们对异域、对他者文化感兴趣呢?其实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把“他者”拿到本土社会来说事儿。好比高丙中教授倡导的“海外民族志”，归根到底这些关于“他者”的知识是要为我们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提供的。那反过来呢，民俗学以本土为主，是以家乡为指向的，如安德明教授做的“家乡民俗学”。从这里看的很清楚，家乡、故乡、祖国、同胞，这一组概念有情感的约束;可这些概念是怎么成立的呢，一定是有一个异域的参照。如果你没有离开家乡，就不会知道“家乡”是怎么一回事情。甚至早在古代，比方说《荆楚岁时记》，作者是到了北朝以后，回想南方的故土风俗，把它记录下来，成就了不朽的名作。异域和家乡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因此，民俗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认为民俗学和人类学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除非你刻意要去强调它。 程鹏：对，那种对他者或自我研究的区分已经不能作为划分的界限了。 周星：其实，不一定非得要明确地加以区分。早期人类学有一种说法讲人类学研究他者，比方说西欧人研究非西欧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而民俗学主要是研究他们自己的乡下人，也就是所谓文明中的“小野蛮”。其实，一部分在本土文化里是民俗学去致力于研究，而如果有异域的参照，就比较容易有所发现。民俗学如果没有异域的参照，容易带有情感，比如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有一点异域他者的参照，就能使我们清醒一点，较少受“同胞”、“爱国主义”、“祖国”、“月是故乡明”之类情感的遮蔽。如果民俗学真的去鼓吹月亮是中国的或者是我家乡的最圆，那就是乡愁的文学，而不是作为学问的民俗学了，这方面一过分就有可能违反了学术的原则。所以，这两个学科应该是互相参照才好。 程鹏：可能是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更容易从一个整体观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民俗学比较容易陷入细微的民俗事象的研究吧。比如有些人也研究过汉服，但他就容易纠结于汉服的具体细节，而不是从国家或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研究。 周星：其实，我觉得细节也非常重要。这要看你做的是哪一种研究，因为每篇论文都有它本身的设计，可能讨论总体性话题，但也可能通过具体、琐碎的描述去接近目标。我写过一篇饺子的论文，对饺子有很多具体描述。但写这么细致，你想说什么?比如我会说它的象征性或它的意义，相当多的中国老百姓通过饺子来建构生活里的意义，这个意义又和老百姓的“幸福观”有关。通过很多具体描述，最后我是想把它提高到国家那个层面，一个“国民食品”的层面。我认为，民俗学的长处恰恰应该是对细节的描述，但这和理论性归纳不应该相互矛盾。有时候，我们看到同行一些论文，题目和概念都很大、很宽泛，但他写的那些落实不到具体的社区，总给人空洞之感。这也是中国民俗学和日本民俗学的一个差距，日本民俗学家，例如福田亚细男的论文，他引用的例子，均是从哪个县、哪个村、哪本民族志报告中来的，论文总是有确凿的根据。可我们有些论文一说就是很大的话题，好像不需要论据，也不那么依赖资料，似乎只是在做一些本质主义的判断或宣示。中国民俗学对民俗事象之细节的描述，我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才好。 程鹏：这个我也深有感触，有些论文的题目确实比较大、比较宏观，像中国茶文化的研究、中国香道的研究等等。我觉得，您上次做讲座时讲的很好，就是在方法论上要立足于一个社区，当然讨论的话题呢，倒可以是面向一个更大的层面。 周星：这可能也是受人类学方法论的影响。人类学方法论讲究以小见大，像费孝通先生研究“江村”，虽然只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小村子，但背景却很大，关照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扩张下中国农村的破产，实际是与上海这样的口岸有关，大量的东洋丝绸或西方洋布涌入中国，江南农村的土布竞争不过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商品等等，一个小村子发生的各种变化其实是有更大的背景。《江村经济》的意义在于他通过一个村子，研究了中国近代农村的遭遇，亦即农民即将破产的命运，以及通过经典个案的研究，试图为中国乡村寻找一条出路。这实际上就是以小见大。像高丙中教授在河北龙牌会的一个小的个案里，他研究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研究路径。我觉得中国民俗学也应该这样，就是你可以研究一个村子、一种现象，但仍然可以讨论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