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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与超越国家的民俗学:对象与视野(3)


    四、民俗学为什么总显得比较孱弱?
    程鹏:您刚才提到了浪漫主义,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民俗学这个学科在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显得比较孱弱,发展并不是特别好。您讲的浪漫主义的悖论是不是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并且影响了这个学科的发展?
    周星:其他国家我不了解,不敢说。日本我比较熟一点,日本早期也一样,民俗学也有浪漫主义倾向,柳田国男本人也有一点浪漫主义,他试图追寻纯粹的日本和日本文化,把佛教、儒教传入日本之前的日本民俗视为更加纯粹和本质,所以,他特别强调“祖先崇拜”。但日本民俗学发展到后来,在日本社会科学体系里非常强大,这来自它对本土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反过来说,任何要在日本做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反而都离不开民俗学提供的这些大量的田野资料。所以,民俗学在日本没有自卑感,在图书馆里文化人类学分类里大量的书,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都是民俗学。当然,民俗学的著述,很多时候被认为只是罗列民俗事象,其调查方法论也遭到一些批评,但那么大的国家,几乎每个城市、街区、町和村、部落等,都经由调查出版了各自的地方志和民俗史,任何学科若要研究日本本土的社会与文化,都绕不开民俗学。如果我们的民俗学能够对中国经由国家认定的那些“非遗”项目,把每一项都做出2-3本调查报告,几千本往那儿一放,哪个学科又能够忽视民俗学呢?那样的话,无论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还是人类学研究中国,都不会藐视民俗学所提供的知识积累啊。所以说,中国民俗学的弱,与其说是浪漫主义这种情感的遮蔽影响了其科学性不够,不如说我们的田野调查没玩儿真的。浪漫主义经常是采风式的、点缀的,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它确实会使一些人以发现者、评价者自居,往往不能够客观、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研究对象之间应该是何种关系。我可能有点客观主义、科学主义,比较强调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当然,这也涉及民俗学的学科属性,它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如果强调它的人文学科属性,或许可以允许一些感悟的部分,学科的规范似乎也会有所不同。
    程鹏:我觉得说它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它自己拿不出一些比较硬的理论和方法。
    周星:的确,来自民俗学的经典著作比较少。我们民俗学的著述,绝大部分还只是归纳法。在中国民俗学会20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曾提到中国民俗学著述的基本写作模式有两个:一个叫做“区域本位”,比如上海民俗志、浙江民俗志,总之,是以区域、地方或地理区划为单位来描述和归纳民俗、民间生活,整理民间文化,但描述的内容是千篇一律,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生礼仪等等。当然,有的也会显现出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个性,比如江南是稻作,东北挖人参,但它的基本框架是以地域做根本的基础。另一个模式便是超越地域去看待一些事项,比如说鱼文化、蚕桑文化等,这是两个基本的叙述逻辑。这两个模式在各有其意义的同时,也各有其局限。可是,基于基层社区的、基于翔实的田野调查的、基于具体描述的民俗志报告确实是很少啊,对于具体的基层社区的民俗志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其民俗生活的整体性理解,但这方面的著述确实不多。
    程鹏:这一点我们深有感触,汉译人类学名著真的很多,但是到民俗学就少了。这个问题可能是世界性的,哪怕我们向其他国家的民俗学学习,也没有那么容易。
    周星:确实是不那么容易。民俗学的老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它本是民族国家的学问,按照柳田的说法就是“一国民俗学”,它是在民族国家成立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为框架,为民族国家提供文化建设方面的依据的。因此,我觉得,民俗学只有走向了跨文化比较的民俗学,才能走出一片开阔的前景。比如说在东亚,日本民俗学解释他们的文化时总要考虑到中国和韩国,当一个跨国、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格局形成了,那个“一国”的框架可能就慢慢解体,至少没有那么固化了,研究者的视野也会开阔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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