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谈藏学和“西藏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12 《东方早报》2014-06-22 06 张明扬 参加讨论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藏学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成了一门显学。 但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藏学这个概念似乎起源于西方， 西方一开始是如何对藏学产生兴趣的？ 近年来，追捧活佛和藏传佛教似乎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藏学家沈卫荣教授看来，藏学原本是一门相对边缘的学科，眼下的藏学热明显与世界性的“西藏热”有关，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文化的“西藏热”，它们都对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西藏研究的繁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沈卫荣认为，当今国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之追捧的热烈程度完全可以媲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时代”（New Age）运动中的欧美人。虽然在时间上两者相差了二三十年，但在形式上却很相像，都有很多名流，包括商人和明星，在其中推波助澜，也都把曾经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的西藏一下子提升为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追捧藏传佛教成为一种来势迅猛、无法抵挡的新时尚。  封面沈卫荣像：李媛 绘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藏学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成了一门显学。但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藏学这个概念似乎起源于西方，西方一开始是如何对藏学产生兴趣的？ 沈卫荣：前几天刚读到一则微博，大意是说今天如果你说话、写文章想要有点别样的格调的话，你不妨谈谈藏学。看来藏学在当下人们心目中确实有点特别。与突厥学、西夏学、蒙古学、满学等等传统东方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藏学显然很热，这种现象应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每三四年开一次的国际藏学会动辄有四五百人参加，但这竟然还满足不了大家的热情。近年又冒出一个国际性的青年藏学家大会，也是三四年开一次，同样有好几百人参加，非常热闹。即便如此，要说藏学已是一门显学了，这恐怕还是有点言过其实的。因为它在任何国家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中都还是一门相对边缘的学科。眼下的藏学热明显与世界性的“西藏热”有关，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文化的“西藏热”，它们都对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西藏研究的繁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藏学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这当然指的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藏学，其实汉学又何尝不是呢？现代学术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的传统，今天即使我们研究的是自家的学问，也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学术规矩来做。西方尊称匈牙利学者乔玛（Sándor Krsi Csoma，1784-1842）为国际藏学研究之父，并把近代藏学的诞生归因于匈牙利民族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结合。因为乔玛来东方的本意是要寻找马扎尔人的故乡，是要寻找今天匈牙利人的根，最终他却获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开始在拉达克学习藏语文，编写出了第一部英文藏文文法书和第一部藏英字典，催生了现代藏学。被尊称为中国藏学之父的是于道泉先生（1901-1992），他早年在北京追随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家钢和泰先生（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1877-1937）学习梵文和藏文，其后远赴法、德、英等国留学、工作，曾追随法国第一位藏学教授巴考（Jacques Bacot，1877-1965）等人深造，解放前夕归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开设藏语文教学课程，培养出了王尧先生等一批弟子，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藏学研究。如果这两位藏学之父的说法还算靠谱的话，那么，中国的藏学研究不但在时间上比西方的藏学研究起步晚了至少一百年，而且在学术传统上也应当与西方藏学一脉相承。有意思的是，乔玛是一位十分循规蹈矩的学者，他写的有关藏学研究的文章曾被当时人嘲讽为“马尾巴的功能”，但他留下的文法书和字典却为后世西方藏学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于道泉先生则是现代中国学者中一位十分少见的性情中人，早年曾热衷于编写藏汉字典，后来又醉心于创制藏文打字机，终皆半途而废。他的固执曾让当年他在中研院史语所的老板傅斯年先生大为光火，但也奈何他不得。终其一生，他对正儿八经地做学问似乎并不很努力，却对由俄罗斯半仙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1831-1891）夫人创立的专事怪力乱神的灵智学（Theosophy）十分着迷，留下的最为人称道的学术作品竟是他在出国留学之前，还不到三十岁时翻译、出版的汉、英文《六世达赖喇嘛情歌》。 与西方藏学相比，中国藏学相对来说目前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是藏学中心吗？ 沈卫荣：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藏语文是六百万藏胞的母语，不但藏文文献是藏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而且汉文古文献也是研究藏学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帮助，应该说中国藏学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潜在优势，本该在国际藏学界占主导地位。可是，迄今为止中国藏学显然并没有将这些潜在的优势化作现实。可以说，除了人多势众以外，现阶段的中国藏学并没有在国际藏学界呈现出其他令人注目的优势，相反在学术上它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每次参加国际藏学会的中国代表人数众多，但其中真有能力和他人对话、进行学术交流者则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了。 今天世界上研究藏学的学者大概都知道北京有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即他们口中的CTRC（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作为中国国家级的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它的存在无疑不容忽视，但当下的国际藏学研究早已呈多元发展、全面开花的趋势，世界上早已经没有一个像当年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一样的绝对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个绝对强势、足以号令世界的藏学研究中心，所以，CTRC要真的成为今日世界藏学的中心，一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有意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藏学研究中心，那么就应当首先致力于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藏学研究人才，并建立可以超越美国已故的Gene Smith先生凭一己之力而创建起来的“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BRC）的一个藏文图书资料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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