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五四之子 民俗之父 性情诗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17 南方日报 2013年1月16日 A 李培 刘晓春 施爱 参加讨论
学术贡献 不是常规研究科学工作者 而是科学革命的建构大师 南方日报：钟敬文一生长达80年时间投身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有哪些学术贡献？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构建，20世纪，这个学科一直夹杂在文学、史学、社会学之间，顾颉刚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介入，杨成志一直主张民俗学向“人类学”的转换。请问，钟敬文在这一学科的创立、设置等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和奠基作用？ 刘晓春：首先，钟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干流学说”。1950年，钟敬文就提出了“口头文学是一种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的前瞻性理念。1982年，钟敬文在当时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讲学，提出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层是由封建社会上层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层是市民文化，第三层是广大劳动者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其中，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三层文化共同构成了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民间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之后，他一直致力于组织、指导、积极参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主要负责《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故事卷、歌谣卷、谚语卷）的编撰工作，他认为这是修筑中国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任重道远，“吾侪肩负千秋业，无愧前人庇后人”。 其次，他对学科构建有自觉意识。1934-1936年，钟敬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完成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1936年1月份发表在《艺风》杂志，在国内最早倡议建设民间文艺学学科。钟敬文指出，与作家文学相比，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集体创作、集体传承、集体享用的，民间文艺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是“口传的文艺”，不同于“书本的文艺”，更重要的是，“口传文艺”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钟敬文一直致力于民俗学学科基本理论建设。1998年12月，在“中国民俗学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钟敬文主张以“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研究，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他认为，通过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三方面的建设，以此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中国民俗学的功用在于搜集、记录、整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帮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宝库。 施爱东：郭沫若曾评价钟敬文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老舍是民间文艺的写作家。钟先生虽然倡导民俗学，但他自己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歌谣、传说、故事，以及民俗学理论与方法几个领域，所以说，郭的评价是非常精准的。钟先生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民俗学的经营者。 作为民俗学科的代表人物，钟先生密切关注着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努力将民俗研究与社会文化生活结合起来，1990年前后，积多年的文化学思考，他终于提出了“民俗文化学”这一新创概念，立志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晚年钟敬文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十分年轻的。这一学科体系的构想体现了钟敬文对民俗学学科构成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五四”以来，我们大量引入西方学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几乎全盘拷贝了一份西方学科目录，晚年钟敬文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觉得有自成一派、自立体系的必要。而能够指出这种必要且能够倡导体系建构的，在现代中国民俗学界，只有钟敬文。 从这一点上看，钟敬文并不是一个常规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而是科学革命的建构大师。可以说，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呼吁者，顾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创建者，钟先生是早期民俗学的骨干和积极参与者。由于早期民俗学的这种多学科参与的状况，导致了民俗学定位的不断摇摆。1980年代之后，钟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民俗学的绝对领导者，但是，他对于民俗学的定位也还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他对于学科的设想有些过于庞大，实现起来有困难。 南方日报：钟敬文在民俗学教育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和现在很多导师放任博士生自流不同，钟敬文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据说标点符号都要修改。 施爱东：钟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因材施教。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两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对于学生的评语和感想，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和知识结构，施以不同的教学手段。比如，他在一次博士的面试结束后就说，巴莫曲布嫫是野马，刘宗迪是黑马，两个人风格很不一样。他每次备课都非常认真、严谨，有详细的教学提纲，从来不会为了追求课堂效果而脱稿信口开河。对于学生的要求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绝对要求实事求是，要求引用的东西一定要准确，要仔细核对，决不允许在学术研究中采取虚构和想象；二是对于写作的要求，他认为论文是写给别人看的，一定要平实，要好看，要清楚知道自己讲什么，还要让别人清楚你讲什么。 刘晓春：钟敬文把自己的生命比作护花的“春泥”，他不仅仅把民俗学、民间文学这一民众的精神文化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也通过办高级研讨班、编写教材、招收学生等不同方式，培养中国民俗学的后备人才。钟敬文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写一篇《女娲考》，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由于工作忙，始终没有成书，有人劝他抛开一切，完成这部专著。但他笑笑说，写出来自然好，但那仅仅是一本书，如果我把这些精力投入到年轻有为的学生身上，那将会收获十本、二十本或更多这样的专著。 1950年代，钟敬文开始招收研究生，第一届研究生中就有至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民俗学、非遗保护领域的著名学者乌丙安等。1993年，弟子张紫晨英年早逝，钟敬文顿感学科后备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于是再次出山培养博士研究生，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培养25个博士，让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如今，1980年代以来国内培养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博士，已经成长为中国民俗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有人称之为中国民俗学的“黄金一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钟敬文及其弟子培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