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学与“中华文明探源”(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11 作者提供 叶舒宪 苏永前 参加讨论
苏永前：您在一百年来国人已经熟悉的“中国神话”概念之外，近年来又提出一个新概念——“神话中国”。这种措辞变化的初衷，看来是要自觉地改变一些成见。在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神话研究者主要来自于文学阵营，今天，您特别倡导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主要是基于什么原因？ 叶舒宪：最初在中国引进神话学的一些人物，像鲁迅、周作人、茅盾等，都是重量级作家，即以文学为职业的专家。这样，我国的神话学一开始就变成了文学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神话是文学的源头，所以要倡导。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开始就写道小说的最早来源是古代神话，后来的文学史著作都把文学的开端放在神话这里。直到今天，你随便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第一章肯定讲的是神话，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谓文学本位的神话观。我这里并不是说文学跟神话没有关系，而是说神话和文学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对象范围有广狭之分。被我们当成文学一部分的神话，它比文学的范围要大得多，今天大学中的文史哲政经法所有这些学科追溯到源头没有别的，全部来自于神话，因为神话就是文化的原型编码。但是，受文学本位神话观的限制，至今我国的神话教学仍然只限于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程中，大部分没有开设民间文学课的学校，不会有人专门去讲神话学的知识。可是，如果和20世纪以来国际神话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作一个对比，我们学科划分上的这种缺陷是非常明显的。拿国际神话学权威罗伯特•西格尔1996年主编的六大卷《神话理论》来看，文学方面的神话学研究只占其中六卷中的一卷而已，剩下的都是哲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的神话研究。文学本位的神话研究对中国神话学的发展当然也作出过巨大贡献，不过从中国神话学现状看，这种研究已经成为制约神话学发展的一个瓶颈。所以，必须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广泛汲取人文学科的各种前沿知识，不断拓展神话研究的疆界。 苏永前：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中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是道家典籍，象《庄子》、《淮南子》、《列子》等，都是从事神话研究必须参考的。与之相对，许多人习惯于认为儒家与神话是对立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叶舒宪：一般人认为儒家与神话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论语•述而》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不过，这句话如何断句还是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如果这样断句，与惯常的理解就恰恰相反。还可以把“怪力乱”三字理解为修饰“神”的定语，这样看，孔子不是不讲鬼神，而是要回避那些不好的神。另外，只要抛开成见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儒家典籍和思想中其实也有不少神话内容。比如，被认为是孔子所作的《春秋》，记事始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结束的一句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写到这个地方就不再写了。参考《左传》，原来这一年有个叫鉏商的人捕到了一头麒麟，以为不吉祥，把它献给了掌管山林的人，正好孔子也看到了。麒麟是神话想象中的神圣动物，为什么孔子看到这件事情就搁笔不写了？《拾遗记》也有记载：孔子快降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这背后都寄寓着复杂的神话观念。孔子还推崇另一种虚构的神话动物叫作凤，就连孔子本人也被比喻为凤：“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些话都出现在跟孔子有关的叙事中，让我们发现孔子不但“语”神，而且也信“神”。在孔子自己的语汇中，与神话有关的一个重要词汇就是“天命”。上古的神在殷商时代称作“帝”，在西周以后称作“天”，词汇变了，但是内容基本上一致。由于神掌握着世间一切，所以人类的命运，世间的兴衰祸福都被看成是“天命”所注定的。再比如，孔子谈到自己的修行时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按常理判断，耳聪目明应该是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孔子反而说“六十而耳顺”？其实，仔细推敲起来，这些学习境界的背后都跟神话信仰有关，都是远古口传文化时代特有的神话观念。 苏永前：记得您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专论——《六十而耳顺：成圣的隐喻》？ 叶舒宪：这篇文章发表在《诸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这个问题讲起来比较复杂，在此不赘述。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把他尊称为宇宙之间最伟大的圣人，叫作“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今天所说的“孔圣人”就来源于此，这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原型意义的造神运动。从此而始，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一座孔庙或者文庙，其中供奉的就是这位人间的老师。这难道不是神话？把世间的凡人尊奉为神，这一点是中国神话的突出特点。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雅典娜等，本来就是天神，跟凡人是截然有别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凡人也可以成圣、成神。这里头也涉及到关于儒家到底是一种哲学、伦理还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一般理解是跟宗教没有关系的。不过，胡适在上世纪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题为《说儒》。他认为儒家的来源是殷商民族的教士，也就是专门主持礼仪的赞礼，或者叫神职人员。大部分学人对此持保留态度。这个问题今天如何看待？其实，只要想想孔子最喜欢去的地方，鲁国的太庙，问题就有了答案。《论语》中讲“子入太庙，每事问”，可见儒家创始人最关心的知识是什么？就在庙里的知识。太庙是拜神拜祖宗的地方，所以儒家的背景如何能够脱离开神话呢？由此可见，我们不仅要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而且要走出道家本位的神话观。 三、陇右地区的神话学意义 苏永前：从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科学的田野作业”一直是人类学的入门仪式，在今天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学者中，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也有人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作田野调研。不过，在文学人类学领域，对田野作业似乎不是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您怎么认为？ 叶舒宪：我觉得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空间不光是做田野，因为中国的学术传统过去没有田野，重头的对象全部是经史子集四部的东西。另外，什么是田野？是不是跑到原住民、跑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一段时间才算田野作业？其实，当代人类学界对田野的理解趋向于开放，比如，我们也可以把西方文化的文本当作田野来做，现在就有人把哈佛当作田野进行调查，关键看你怎么理解。我们也完全可以在文献中“做田野”，借助于跨文化的资料，去破解各种表述背后的原型编码。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我自己一有时间就走出去，到许多地方去调查，跑得最多的就是西北。作为一名文学人类学者，我们还是要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书本的知识和田野的知识结合起来。需要反省的是，现今学院派讲的“文学”，往往已经脱离传统文化之根脉，成为被外来的话语和学科理论所架空的一套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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