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关系
多数赞成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的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中的系统方法应当成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可以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不要把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硬挂在一起。
在1985年4月上海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讨论会上，到会同志认为，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没有超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不存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代替唯物史观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方法。在通过历史资料弄清历史事实真相的考据学和作为历史研究指南的唯物史观之间，应有一系列作为中介的科学方法，以帮助探索历史现象和过程，解释和说明有关历史问题的真理"。"以'三论'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必会成为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有效的中间过渡环节，以帮助历史科学获得更加精确的研究成果。有的同志还以系统论为例指出，系统论所揭示的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结构原则、层次原则、环境原则，必将给历史研究带来强大的冲击力，对于历史课题的选择（从过分侧重政治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到选择各类专史、专题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课题，尤其是经济史和文化史），史学结构的变化（建立宏观和微观研究、史料和史论研究相统一的结构），史学方法的改进（建立把结构方法、功能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对研究对象作多视点、多方向、多层次的立体研究），以及促进史学人才智力结构的改变，都将产生深刻的积极影响。"（46）
何晓明认为，系统论虽然对历史研究有很大益处，但它绝不是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更不能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认识论、方法论。如果把它看作辨证唯物主义的辅助工具，看作后者与各专门科学之间的"中介"，那么不仅可以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对各门科学的理论指导作用，而且也可能深化辩证唯物主义自身的规律和范畴的内容。（47）
刘文瑞撰文具体分析了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可以归纳为实事求是的方法、分析综合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三个方面。史学中的实事求是，最主要的是充分掌握资料，并以科学的方法考证鉴别资料，使资料能够正确反映历史实际。分析综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历史现象去探求内在规律，也就是辩证法在史学中的具体运用。在历史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包含两层内容：第一，历史研究的成果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才能确定是否正确；第二，历史研究的成果要能指导实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系统方法中的整体性原则，要求全面占有史料，正确进行分析综合；可能性原则要求不断寻找发掘新的史料，对史学成果进行充分验证；模型化原则要求对史料的分析和综合达到尽可能的精确程度。因而，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具有一致性。他还认为由于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侧重点不同，所以二者不是完全相同的。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注重社会层次结构，侧重于探讨社会层次的上下决定关系；注重定性研究，侧重探讨质的规定；注重史料的分析，由分析而导出综合。而系统方法则注重各子系统的平行结构，侧重探讨子系统的协调平衡；注重定量研究，侧重探讨量对质的作用；注重整体的综合，由综合而导出分析。这些不同点，对于我们尤为重要。无异则无新，完全相同只能称为因袭，唯有不同方可能引出变革。最后他认为：系统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一致性，能使二者紧密结合，更加完善；他们的不同点，则能使历史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精确、严加严密、更加深入。（48）
八、系统方法与传统史学方法的关系
绝大多数主张在史学中运用系统方法的学者，认为它不能取代传统史学方法，两者的关系应是相互补充、相互结合。
洪弢认为，一般系统论原则上适用于一切系统，而实际上由于它仅是对有限多种系统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不可避免的带有局限性，远不是一门包揽无遗的学科。即便认为它适用性极广，由于综合学科与专门学科之间从研究对象到方法都不相同，不可能用综合学科代替专门学科的研究。传统的史学方法虽然有局限性，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失去它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因为系统方法的使用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使用系统方法--不论"黑箱"法，还是"白箱"法，总要预先确知系统的某些参数，如输入、输出、状态、信息、反馈等等。只有把现实系统变成数学的或其他形式的抽象模型，才能进行系统研究。而这些必要的参数并不是垂手可得的，连正史明载的数据也未必直接可用，一般都需要经过一番考据和实证的功夫。从这一点可以说，系统方法和传统方法可以互相补充，相互为用，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此外，也不是在历史学的所有领域里系统方法都是必须的，它仅限于对系统进行整体研究时使用。如果只须搞清某些历史名物或历史事件的某一点事实、某一侧面（在应用史学领域里，这些情况大量存在），传统方法是一个比较得力的工具，因此说传统的史学方法也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49）
赵吉惠认为；历史传统方法（如考证、校勘、训诂、辨伪等方法）本来具有浓重的个体微观研究的特点，而对比较复杂的历史系统整体则显得无能为力，不善于分析和揭示复杂历史系统的诸种关系。历史系统研究方法，多具有宏观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在对历史进行充分地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有效的体现和发挥宏观研究的优势。当研究一个历史系统整体与其要素或结构的关系时，必须首先对历史系统中诸要素和结构的本身进行认真而细致的研究，这就要求历史学者对于构成历史要素和历史结构的历史资料进行长期的积累和耐心地搜集，并在积累和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进行整理、加工、排比、鉴别，即进行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又是进行历史分析的前提性工作。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这个大的系统过程时，须先做横向和纵向的个体微观考察。之后，才有条件进一步对封建社会这个系统进行整体认识和总结分析。除此之外，历史学家在对某一历史系统进行整体分析之前，必须保证其所使用的个体研究资料是真实可靠的，准确有据的。这种纯化或净化史料的工作，也必须采用传统的审查史料，整理史料的方法。所以，我们主张只有把历史系统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适当结合起来，才能更广泛地更有效地开展史学研究。（50）
沈定平则把系统方法与传统史学方法的关系提高到建设史学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经过哲学的概括和抽象，取得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性质之后，并不能自动地成为历史研究领域行之有效的方法，它还需要继续深入具体学科，同历史学的特点、内容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学本身的特点以及当前科学发展的要求表明，建立不同功能、不同层次的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新引进的系统方法同传统的史学方法相互适应、融合、改造的过程。当系统结构方法在改造传统方法、组建新体系的同时，其自身也被新体系所改造和制约。如它无法代替史实的考订和具体历史过程的叙述方法，并且一定程度上还是以这些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又如，系统论未能有效地解决系统或子系统之间联系、转化的根源和本质方面的问题，因而系统结构方法只有在更高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制约下，同体系中贯彻发展原理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弥补系统结构方法的局限，使新形成的历史学方法论体系具有真正科学的、辩证的性质，从而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51）
注释：
①参阅钱学森《系统思想、系统科学和系统论》，《论系统科学的体系》。
②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第76-7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③《读书》1981年第11期。
④《中国封建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⑤达春：《"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⑥何晓明：《系统论与历史科学》，《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
⑦刘文瑞：《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6期。
⑧沈定平：《关于系统论、控制论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的几个问题》，《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⑨洪弢：《历史学中应用系统方法浅议》、《南开学报》1986年第1期。
⑩魏光奇：《史学系统方法浅议》，《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11）郭碧波：《谈历史研究中的系统科学方法》，《光明日报》1985年1月2日。
（12）吴廷嘉：《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3）庞卓恒：《社会--历史科学引进自然科学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载《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5）《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16）《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7）刘大年：《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18）《光明日报》1982年12月15日。
（19）卫辰：《探索新方法时切忌空谈》，《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20）吴筑星、林建曾：《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21）蒋大椿：《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2）《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23）蒋大椿：《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4）吴廷嘉：《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5）沈定平：《关于系统论、控制论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的几个问题》、《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6）庞卓恒：《社会--历史科学引进自然科学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见《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7）陈廷湘：《历史研究运用"三论"方法的层次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28）吴廷嘉：《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9）董进泉：《历史研究应贯彻系统分析原则》，《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30）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陈广乾：《历史研究引入一般科学方法的理论可能性》，《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6期。
（32）参阅：郭碧波《谈历史研究中的系统科学方法》、《光明日报》1985年1月2日：陈光前：《历史认识过程和史学方法》，见《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3）洪弢：《历史学中应用系统方法问题浅议》，《南开学报》1986年第1期。
（34）刘文瑞：《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6期。
（35）参阅刘洪涛：《系统方法与史学改革》，《天津日报》1989年12月17日；高增德：《系统方法与历史科学》，见《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洪弢：《历史学中应用系统方法问题浅议》，《南开学报》1986年第1期。
（36）刘文瑞：《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6期。
（37）高增德：《系统方法与历史科学》，见《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8）杨国宝：《略论科学历史观和系统方法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39）谢本书：《历史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
（40）戚其章：《改进史学方法之我见》，《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41）杨国宜：《略论科学历史观和系统方法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42）钱学森、沈大德、吴廷嘉：《用系统科学方法使历史科学定量化》，《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43）《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44）杨国宜：《略论科学历史观和系统方法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45）王笛：《提倡历史研究的多方法、多途径》、《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46）《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47）何晓明：《系统论与历史科学》，《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
（48）刘文瑞：《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6期。
（49）洪弢：《历史学中应用系统方法问题浅议》，《南开学报》1986年第1期。
（50）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第194-196页。
（51）沈定平：《关于系统论、控制论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的几个问题》，见《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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