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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谈“十部集成”


    
    周巍峙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采访
    
    “十部集成”的部分成书。
    中国文化报报 实习记者 陈曦 摄
    中国文化报 记者 焦雯 报道:1979年起,由文化部牵头,会同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发起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艺资料,最终编纂和出版成系列志书。这项由十余万新中国文艺工作者辛勤耕耘30年的巨大工程,被称为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2009年10月,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这部298卷、4亿5千万字的鸿篇巨制终于宣告全部出版。老文化人都亲切地称它为“十部集成”,而那些曾为集成献出青春的光华与智慧,甚至大半生都在为集成奔忙的文化人们,也随同飞逝的时光一起,成为了“老集成”。周巍峙,正是这些“老集成”中最典型的一位。
    任何一个文化人,只要听到周巍峙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从16岁开始参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至今,这位94岁老者大半生的生命轨迹,都与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有着深度的交合与重叠。正因如此,他有着难以概述的繁复履历和许多耀眼的头衔,这其中,“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总编委会主任”大概是最朴实无华的一个了,但也是他耗费时间、心力最多的一个。
    作为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的发起人和一直以来的主要领导者,日前,周巍峙老人接受了中国文化报报记者的专访。他以一个“老集成”的身份,讲述了10万文艺工作者如何筑起这样一座巍峨的中华文化长城。
    记者:作为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您当年是出于何种考虑组织和实施这项工程的?
    周巍峙:中国古代就有编纂集成史志的优良传统,从《诗经》、《乐府》到《史记》、《四库全书》,这些丛书、志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做出了独特贡献。我们盛世修志,就是为了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为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供全面系统而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献资料。
    我从小在家乡就爱听评话、看地方戏,工作时也曾用民歌、戏曲、曲艺这样的形式,配上新词进行抗日宣传,效果非常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像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全部采用了民间文艺形式,带去的北京大秧歌、大腰鼓和陕北的秧歌、秧歌剧,特别受各国青年和学生的欢迎,由此也更加深了我们对民族民间文艺作用的认识。
    1979年,我去江苏农村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调研。江苏的白茅山歌全国闻名,但当时年轻人已经唱不出原先的味道了;老艺人呢,咬字风格色彩很浓郁,但年纪大了,高音唱不出来。江苏还算保存比较好的,其他很多地方已经根本就把这些(民族民间文艺)抛弃了,民族民间文艺进行抢救、保存、整理迫在眉睫。
    但当时政府主要忙于拨乱反正、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正常秩序)工作,没有时间和资金来专门集中去做这件事。我们就想到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进行民族民间文艺的普查、收集、整理、编选和出版工作。
    记者:这是一个怎样的渠道?当时想过它会有这样大的规模,会持续30年吗?
    周巍峙:当时没想到会搞这么大、这么久,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
    因为过去中国音乐家协会搞过民歌音乐集成,1979年参考此经验,发起组织了四套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分别是民歌、器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接着又发起了戏曲志、舞蹈志集成(的编纂工作)。到了1984年,民间文学,也就是民间故事、谚语、歌曲三套集成也开始启动了,最后1985年是曲艺志。所以说,这30年是从音乐开始,逐步发起的。
    八十年代初,中宣部书记处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为此,文化部牵头成立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让我担任组长,而且委托这个领导小组从组织规划、经费解决方面把十套集成统一起来,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自上而下的大的国家工程。
    记者:您能否具体谈谈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这一工程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周巍峙:十部集成是可靠的、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志书,它每个卷前面都有一篇很长的研究文章,讲这种艺术的历史发展、特色等等,这是在研究基础上总结的,不是收集资料、出版就算完事了。像戏曲音乐集成,送谱来必须配有录音,看谱记得对不对,很严格。为了找与戏曲、曲艺有关的材料,我们翻阅了中国有报纸以来100多年的报纸。总之,能够找的资料都尽量找,都是言之有据。
    “十部集成”是民族民间文艺的“百科全书”,它可以为我们民族的文艺发展、创作提供系统、翔实的资料,包括对我国的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以至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等的研究,都能提供大量有科学价值的史料。它的内容很丰富,可以当教材,也可以朗诵、说唱、演奏、舞蹈。这几年,有不少省就是通过发掘、整理、改编民间歌舞,排出了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的节目。应该说,它的重要性,时间越久远,就会看得越清楚。
    记者:“十部集成”有十余万编纂人员,最终成书有298卷、4亿5千万字,这样庞大的文化工程在中国应该是没有前例的。
    周巍峙:4亿5千万还只是我们精选出版的各省卷的总字数。30年来,我们积累的基础资料十倍于出版的数字,这其中还不包括音像和其他形式的资料。
    可以说,这样的国家工程古今中外还没有。外国比我们早注意到了民族文化收集,但主要是艺术家在做,不是国家行为。韩国只搞了一个民间文学的集成。日本这方面研究很多,但没有出集成。所以古代、外国都没有,只有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进行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
    这也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发动全国各级党委、行政、文艺团体,共同来组织这样的工作,这是过去没有的,未来要搞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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