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娉 徐杰舜]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态势(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51 中国民俗学网 黄淑娉 徐杰舜 参加讨论
徐：您进入人类学是从中央民大的民族调查开始的，田野经历非常丰富，能不能给我们讲您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田野经历？ 黄：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们有比较多的田野调查机会，每年都去，不断出发。1952年7月中旬，毕业典礼没开就背着背包走了，到广西、湖南去了半年多。那时要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叫自治州，以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要做民族调查。我到过蒙古、鄂温克、苗、瑶、畲、壮、侗、黎、傣、彝、纳西、哈尼、布朗、基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做过调查。在壮侗语族民族地区24个月，其他民族地区加起来比24个月多。那时候做调查要背背包，最初带被子，许多年以后老乡家有被子就不带了。主要靠两条腿走路，在云南、广西还可以骑马，现在一些地方几个小时就到的路程，我们当时要骑几天马。 印象深的有很多，说不完。比如1954年在云南调查，在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时是林耀华先生当组长，我们从砚山出发，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动身，一直走到天黑，骑了七天马才到富宁，路上没有商店。到了富宁，组里人都病了，我身体不好，本该生病的，却侥幸没有病。我就跟在那里视察工作的孔副专员进寨子做调查。那时我们的装备极其简陋，我就一双北方的布底鞋，一个军用水壶，一件解放军淘汰下来的雨衣，一个背包，一顶草帽，当时我们特别羡慕地质队员，他们有很好的装备。亚热带、热带地区夏天经常下瓢泼大雨，全身都被淋湿，马上又出太阳，把人晒干。整天骑马，人很累。我一直身体不太好，累了就闭着眼睛在马上打盹，有时候一醒过来发现自己怎么就摔倒在地上了。由于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差，每次出去身体都有很大的消耗。 徐：您的田野经历丰富，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人类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做田野，参与和观察，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您的经验给我们很多教育。 黄：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异文化到本文化》，回忆我的田野经历。我们早期做调查主要是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另外还有个人或者和别人合作的研究，还有指导研究生。我一直都有很多机会去做调查，直到2003年，我73岁了，还到广东海丰县畲族居住的深山红罗村去做调查，我48年前去过那里做民族识别调查，那时红罗村在高山深处，只有8户人家，群众生活极其艰苦，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不仅一直惦记着这里的畲族如何生活，也一直想研究为什么他们能够不被汉人所同化。我参加田野调查前后有50多年，前40年主要做少数民族研究，后10年主要研究汉族。 徐：您前40年的少数民族研究，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民族学，到了中山大学的研究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研究，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请您谈谈您到中大的转型和对中大的贡献。 黄：我不敢说对中大有什么贡献。我在《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一文中回忆我的田野调查经历时，总结了三点。通过田野调查，比较不同的民族社会，在实际中具体认识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认识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认识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交融。从50年代起，我一直想着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结合当时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给自己立下了研究方向，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原始社会史，三是人类学理论方法。民族文化是比较贴近实际的，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有很多机会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原始社会史呢，当时人类学被撤销了，民族学受批判，原始社会史研究学前苏联，早期文化人类学理论是在对原始部落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到了20世纪末回顾过去，尽管在各种政治运动干扰下，我想走的学术之路很坎坷，大体上还是坚持在既定的范围内做我原来想做的事情。 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了三十五年半之后调到中大，在这里工作了十六年半，从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转向主要研究汉族。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倡服从工作的需要，做“驯服工具”，我一直是服从工作需要，碰上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到中大后也是这样，没什么说的。 徐：可说的多了，到中大您作了很多贡献，比如从异文化到本文化，做岭南文化、族群关系和广东世仆研究，请谈谈。 黄：一方面服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是利用一些机会做研究。开展研究就要申请经费，人类学研究不能没有经费，找经费也是一种能力，那时有一些体会。美国大学人类学系课程中有训练学生申请经费的内容，我很欣赏。我们可以向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申请，但资助金额小。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数目比较大，对我们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9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请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武雅士，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情况，以便确定基金会是否给以支持。当时他们已经支持社会学了，武雅士在中国转了一圈，从华北到西北、西南、华南，最后到了中大。他对我说：“我转了一圈，大家都说经费紧张，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但你知道怎么做。”申请经费要有点技巧，不是你写个申请别人就给你钱。1992年初在纽约向温拿格林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给系里老师和其他单位合作做都市人类学研究。这个基金会有人类学部。人类学部的主管有个学生是我所在的人类学系的老师，我就向她了解她的老师，请教怎么申请。得知该主管原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她的理论倾向是新马克思主义，我便做准备，了解她的观点。在基金会人类学部，她果然问中国人类学界对新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看法，我事前有准备，从容应付，很快得到批准。申请美国岭南基金也不容易。在纽约，他们请吃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岭南基金会的人一起提问，我要不断地回答问题，人家要看能不能把钱给你，你能不能拿出研究成果。我很体会寻找研究经费是一种学习。 来到中大人类学系之后，我考虑本系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向系里提出，一是要研究人类学理论方法；二是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三是要研究现实问题。我们主要是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徐老师您对汉族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很早，对我有启发，我很早就向您学习了，比如您的温州调查，我1985年就和您谈过了。我来广州后，当时岭南文化热，在一些会议上常听到学者们提出广东的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种民系，其区别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没有人对此作理论阐述。我们向美国岭南基金会申请经费做岭南区域文化研究，后来觉得题目太大，改为“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以人类学系的师生为主，加上外系、外校和国外学者一共三十多人，在十七个县市进行了调查，综合人类学的四个领域和不同学科，对三个民系的体质形态、历史发展、现实变化、文化特点和人文精神等进行人类学研究，对上述广东学界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把对广东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 关于世仆制研究。我小时候回过台山老家，那里每个村子都有世仆，当地叫“细仔”。过去没有人做过系统研究，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做,但那时我在民族学院，那里不会做这样的题目，来到中大才有机会。世仆制在广东存在到1949年，珠三角地区是个中心。史学家在研究广东有关历史问题时涉及到世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在香港新界地区研究几个大宗族时也涉及到世仆问题。但是有关史料零星，必须依靠田野调查，眼看曾经是世仆的老人大多去世了，必须抢救活资料。我和龚佩华老师合作研究。与其他学者通常将宗法家族制与世仆制分别论述而忽略其内在联系不同，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历史资料印证，认为世仆性质是世代承袭的宗族家族奴仆。 徐：您是女人类学家，能不能从女性角度谈谈？ 黄：过去费孝通先生常鼓励我们说，你们女同志做调查有很多方便的地方，这也是事实。我年轻时考虑，女同志从事人类学研究有自己的困难，没有田野调查就不能搞研究，但如果早结婚早生孩子就没有多少时间做调查了。一个女同志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得给自己创造一些条件，不能早生孩子，要做点事情也不能多生孩子。我三十多岁才生孩子，属于晚育，只生了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不少人生几个，学习前苏联，提倡当英雄母亲。我的先生和儿子对我做研究很支持。如果我出去做调查，我先生在工厂上班，天一亮就走，就给孩子买饭票让他自己到食堂去吃。可是，半年后我做调查回来，别人告诉我，你家孩子经常不吃饭。女同志为了事业不敢早生孩子，但没有孩子就不分房子。多年后我住上一间半平房，很简陋，没有厕所，没有厨房，在门口露天搁一个蜂窝煤炉子，上面支一把伞，在伞底下做饭。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每次田野归来，身体都付出代价，但是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去干。田野工作给我很多锻炼，激励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 徐：你们老一辈真的很不容易，令人敬佩。下面请谈谈您对博士生的培养。 黄：这方面没什么说的。招了博士生不久就得了病，做治疗很难受，吃不下，睡不着，但是我没有停止工作，我做完治疗就把同学找到家里来上课。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一直到现在都很内疚。我采取坚强、乐观的态度，对身体、生活和工作都是这样。 我自己比较重视理论学习，对学生也这么要求。这里说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专业理论，理论是学科的核心，有理论才能驾驭资料，才能指导实践，了解理论才能了解学科的发展趋势。人类学做微观研究，一头扎进去很容易迷失，人类学要在宏观视野下做微观研究，理论上就要领先。我自己对各种新的思潮一直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曾经有一位硕士研究生问我：“你们这么大年纪的人是不是抓到一个东西就行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还没做完就要考虑下一个了，抓到一个东西就吃老本是不行的。特别要重视理论学习。对新的理论，首先要了解，要有包容的态度，老师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知识要不断更新，有的理论很可能我不赞成，但是它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给学生什么，倒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博士生，还有硕士生和本科生，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足，学习不够，总是保守一些，他们年轻，有精力和时间看书，接受新鲜事物快，我很注意向他们学习，启发我的思维。老一辈很多不在了，很高兴中青年一辈已经接过担子，他们年富力强，热爱人类学，有开拓精神，有进取心。这样一群人包括北方的和南方的，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中国人类学将会很好地发展下去。我作为人类学队伍的一员很自豪，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到今天这样觉得很欣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