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民间文化研究：乔健先生访谈录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46 学苑出版社网站 乔健 本刊记者 参加讨论
访谈对象 乔 健 访谈人 本刊记者 访谈时间 2006年12月24日 访谈地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文化研究所 本刊记者：乔先生，您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请您谈谈人类学与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的关系好吗？ 乔 健：广义地讲，民俗学应该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民俗学的发展，当然比人类学早得多。基本上民俗学这个观念是从欧洲开始的。像《格林童话》的编纂就属于早期搜集民间故事的工作。我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之前，我自己的第一个教职就是在印第安纳大学。美国民俗学至少有两个重镇，一个是UCLA，一个就是印第安纳大学。在美国，专门把民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的很少，据我了解最重视民俗学的恐怕就是印第安纳大学。在美国，民俗学有两派，一派是人类学发展出来的；一派就是欧洲的那批学者，最早研究童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现在美国的情况是，他们主要在对南方、对黑人的习俗、传说进行搜集。这样做的人，大部分是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在中国呢，情况我们当然都知道。 事实上，在资料的搜集方面，民间文学、民俗学当然开始得要比人类学早；但是在方法上，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对一种民间传说的搜集，所以并没有像人类学那样形成一套理论基础。在理论上，民俗学可以说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当然，人类学里头包括四个部分，并没有包括民俗学，但在研究的题目上，它应该属于人类学的范围之内。钟敬文先生晚年对这个非常认同。所以钟先生后来不用“民俗学”这个词，他就用“民间文化”，他在北师大成立“民间文化研究所”。我想“民间文化”可能比“民俗学”范围更大一点。那么就更切合于人类学，一般都是研究底层的或者说简单社会的（文化）。 至于民间文学，不是我研究的范围，不过我的理解是，民间文学就是一种狭义的民俗学。我想，当初钟敬文先生他们早期搜集民间文学，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从《诗经》开始就采集民间的东西。那么现在，如果不结合表演的话，只是从文本来讲恐怕意义就不是太大了。如果我们结合表演者和表演，比如说唱，因为它牵扯到说唱的本身，说唱的本身比它的文本更有意思。所以钟敬文先生到了晚年特别强调民间文化，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提倡。比如我，我常常说我自己是一个很标准的人类学家，说得保守一点呢，是一个古典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的一个特色，就是研究异文化。人类学不鼓励你自己研究自己本身的文化。你看我一开始是研究台湾的高山族，现在叫做原住民，到了美国呢，跟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不一样，他们的博士论文还是回头去写中国，而我的博士论文写美国印第安人。到了香港以后，要创办人类学系，我还是说要找一个异文化来让他们做实习对象，所以就选定了瑶族。但是到了晚年，从1994年开始，我回到山西去研究乐户，就开始接触到所谓“民间文化”了。从1994年以后的这样一个转变，我觉得这是人类学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说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 本刊记者：乔先生，讲到这里，我想请您讲一讲，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不管是研究异文化还是自己家乡的文化，他的研究视角和民俗学家有什么不同。 乔 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我会有点偏见。我觉得传统的民俗学从欧洲开始，他们主要是注重材料的搜集。中国也是，从《诗经》开始，到民间采风，实际就是一种材料的搜集整理。但是人类学的研究要更深一步，就是研究它的意义，就是我搜集的这种东西它究竟有什么社会的意义。这是同民俗学最大的一个不同。比如我研究山西乐户，就是要研究乐户本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在于他唱的是什么。刘贯文先生在山西跟我合作做田野调查时，搜集到一个很完整的院本戏叫《闹五更》。《闹五更》是讲一个秀才和一个妓女的故事。秀才落魄了，回去找他过去相好的妓女，这个妓女不见他，不给他开门。从一更开始他就在外边敲门，在外边唱。这个妓女开了门了，他就要跟她上床，妓女不答应。最后闹到五更的时候，妓女被他说服了、感动了，上床了。乐户唱这种院本戏，也唱一种队戏。现在的乐户不太会演了，早期的乐户都会演这些。作为民俗学家，会偏重搜集院本戏的剧本或者演出的种种仪式形式等，人类学家则会关注演出者的社会地位、他的历史背景等等。我想二者最大的区别在这里。 我从1994年研究乐户开始，一直到现在研究异文化，都是利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些现代社会的现象。现代社会的现象也牵扯到所谓“民间文化”，都市里头的民间文化。这个已经远远超越了Brown当初设计出来的理论架构，现在做这个的有一些新的人类学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刚刚过世的Clifford Geertz，一个就是我昨天也引用到的Victor Turner，还有一位就是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叫皮尔波杜。那么这三个人，特别是皮尔波杜的东西，就是研究现代都市里头的文化问题，广义来讲，也是民间文化的研究。这里头当然以Clifford Geertz作为一个带头人，Clifford Geertz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领袖了，他的研究，重点就在两个字——“解释”，或者“诠释”，诠释它的意义。我们不再只是搜集文本，不再只是做一些比较机械式的看看它的社会背景啦、社会地位啦，而主要是看它的意义在哪里，比如唱这个戏，它真正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本刊记者：您所说的社会意义包括您刚才说的演唱者的社会地位，是不是也还包括这些事象对政治或者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乔 健：这是双方的。即演唱者跟听众互相之间结合起来的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是想办法去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比如说，像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派对啦，流行歌曲啦。比如说早期的一些民歌，新的民歌，不是说country song，是那种比如说早期的披头士的东西。披头士的许多歌跟过去的民间的东西不一样，它是要提倡一种不分阶级不分种族的一种爱啦，祈求一种世界的和平啦，对于一种不合理的制度的反抗啦，那么它会有一种相当深沉的政治意念在里头。Bob Dylen更不一样了，还有像美国流行的Peter，Paul and Mary，对这些东西怎么去解读，而不是说单纯地搜集它们歌词是怎么样。不是采集他们的唱法，而是研究他要表达什么意念，他这个意念，对于他的听众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共鸣。而这共鸣往往形成一种运动，像披头士他们所代表的要求和平、反战的意念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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