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西南夷传"在民族观的价值倾向上旨趣各异，而在史实认知的实证态度上又颇为一致。由司马迁首先开创，班固踵起续撰的纪传体少数民族列传对中国史学有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并望海内外同好匡而教之。
一
有关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迹，先秦典籍虽已见诸记载，然大都零星碎散，不得其详。这盖以古昔交通险阻，西南边陲辟远了解不便，以及同文墨之士限于朝贡觐见与否、有无征战会盟的记述取向有关。秦汉大一统后，汉武帝凭籍强盛国力，积极经略开发边地。司马迁躬逢其时，故能奉使西征，并实地搜考西南史地之事，详细载入其自撰之《史记》。除散见于《大宛传》、《南越传》、《司马相如传》、《货殖传》、《平准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诸篇之记载外，又特立《西南夷传》专篇，概说境域民族，介绍习俗生产，历叙秦汉经营，盛赞统一功业，较之先秦典籍，史实时事，无不清晰具备。如此深入广泛并有意识地记录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事，以专传形式载入史书典籍的，司马迁实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人！
司马迁撰《西南夷传》，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族一统史义。首先，《史记》在篇目形式的安排上就涵有作者的价值判断。司马迁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人臣事迹为列传，本纪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全书之纲；世家之取义乃"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六辐共一毂，远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列传则专载"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物史实（《史记·太史公自序》），如纲之纬。实际就是以处于权力结构枢纽的天子为中心，把眼光投射到不同的阶层人物和地理区域，在大一统思想支配下处理史书体例和安排历史事实。具体到列传的撰述，又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史学之派别·正史》，独立出版社1943年4月初版，第75页）。汇传实亦类传。其中西南夷、南越、东粤、匈奴等少数民族传，即"以事为统"的类传。把不同地区的人物和民族同纳互错于一编之中，与其他有功名于天下的人臣列传交错杂列，表面看仅是操作性技术处理，实则寓有深刻的民族等视价值涵义--周边少数民族和内地人民一样，通过自己的社会生产和创造活动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无怪乎这要引起"夷夏大防"文化心理已经固化的清代儒生赵翼的不满，批评《史记》"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编次》）。赵翼所持的价值标准正是我族中心的民族歧视观，当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史记》体例及结构中所内蕴的"夷夏等视"深层价值涵义。
其次，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司马迁也表现出民族一统的进步价值倾向。《太史公自序》说："唐蒙使略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从天下一统的立场出发，他认为"内臣受吏"是开发西南的必然历史归趋。《西南夷》次于《公孙弘》诸传之后，而置于《司马相如传》之前，除人臣与少数民族等视的价值倾向外，也有因内容需要而相属蝉联的史事安排目的。因为在设置郡县问题上，御史大夫公孙弘曾主张放弃西南夷而专奉朔方，诋毁西南夷之无用；司马相如则积极建议开通西南，并讽喻巴蜀人民协助其事，将《西南夷传》错列其中，适可见开发之始末。至于《武帝本纪》的撰作，《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据此推断："是迁所作《武记》，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林，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亦以四海一统的观点将开通西南事目逐年载入帝纪。而三十年经略之艰难反复，则置于传中以详见其委曲。试检《西南夷传》首段，即可见司马迁对西南地区复杂民族习俗及其地理分布的熟稔。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雋、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嶲以东北，君长什数，徙、笮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部族或部族联盟，在汉武帝以前大体上仍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封闭状态，战国时庄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西汉经过汉武帝的经营，最后全部实施封建郡县制，成为国家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司马迁概说西南地区史事后复以"卒为七郡"赞语作结，就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融合趋向的热情赞颂。
继《史记》之后，班固《汉书》亦有《西南夷传》专篇，然在撰作旨趣上则显然与司马迁不同。从班固对《史记》本纪将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则于秦、项之列"的针贬"看（《汉书·叙传》），他对《汉书》结构系统也有精心安排，并寓有价值判断。因此《汉书》把民族史传与《王莽传》一起降至全书之末，就不仅是出于编纂形式的整比划一需要，更是以"夏夷大防"观点视周边民族为化外之民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把我族中心的政治歧视观和华夏至尊的文化优越感转换为史书的价值秩序和结构模式，这不能不说是对司马迁进步民族等视观和天下一统观的一种反动。而后世"正史"在编纂次序上都仿效班固，如新、旧《唐书》均以"四夷传"殿后，置于"叛臣传"或"奸臣传"之前，价值判断上的倾斜显然也不言而喻。
班固撰作民族史传的宗旨，《汉书·叙传》云："西南外夷、种别域殊"；又云"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王，亦列《风》、《雅》"。"夏""夷"两个概念在班固心中既有族类上的"种别"，又有地理上的"域殊"，复有文化上的"文野"之分，明显涵摄夏尊夷卑、夏内夷外的价值意蕴，既祖述孔子《春秋》夏夷大防史义及董仲舒"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春秋繁露》卷三，语本《公羊传》成公八年），又层累积淀为后世华夏至尊的文化中心固闭心理定势。丘迟甚至称"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与陈伯之书》，载《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六）。班固偏见的恶劣影响，实难估量。但也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继承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如范晔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就盛赞国家一统："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烈）焉"。明代杨慎也认为西南地区"駸駸乎济美华风"，"人士争自磨砺，以笃祜文化"。因此必须重视疆域巩固问题，"边可轻乎哉！衣之裔曰边，器之羡曰边，而器破必自羡始，衣破必自裔始，何以异此？边可轻乎哉！"（嘉靖《贵州通志》卷首，扬慎序）至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与汉族人民的交往中深深受益，把自己地区的命运和祖国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万历《贵州通志》为例，纂修者在书中一扫班固以来"别种域殊"的偏见，认为"黔于古非异域"，早在秦汉已为华夏版图之一部，颂扬地方山川人物，"山泾水纬，天地献其奇，重峦覆嶂，造化佐其险，固荆楚之上游，而滇南之锁钥也，非所称徼外一大部会哉？"而历代文人发抒性灵，感古怀今，"书之缃素，西南天地蔚然有兴焉"；地方人物亦多"驰神艺苑之场，蜚声述作之圃，言能载道，词可为经"（万历《贵州通志·凡例》）。既生动地描绘了各兄弟民族文化交往上的密切，又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等视观和天下一统观已成为边疆人民的共识。这是与班固民族歧视观负面影响对立的渴望融合与统一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文化主流。
二
司马迁、班固在民族观方面虽然旨趣各异，但在史实记载上的求实态度则颇为一致。两人承前启后，都表现了一种新的实证史学运动方向。
与孔子讲求微言大义的《春秋》道德批判精神不同，司马迁"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页）。如刘知几所说："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史通·六家》）即他的析理并非走凿空思辩的道路，而是透过史料的考订凸显事理。在《西南夷传》中，司马迁的天下一统观和民族等视观就镕铸在具体史事的叙述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集解》引徐广云："无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也"。即指司马迁元鼎六年奉命参加经略西南开设郡县，历时一年即元封元年返归报命，亲眼目睹了西南地区这一巨大历史性变化过程，故能以史家与历史证人的双重身份，在《西南夷传》中详述设置七郡的具体过程：
犍为郡：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奉命出使夜郎，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此条置郡年代从《通鉴》，考证从略）。次年司马相如亦出使西夷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元朔六年（公元前126 年）公孙弘数言西南夷害，应专事匈奴，于是罢西夷，令犍为自葆就。
牂柯郡：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命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征讨南越，并平定南夷，置牂柯郡。
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元鼎五年击败南越，又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駹震恐，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益州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发巴蜀兵临滇，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置益州郡。
以上即司马迁所言"卒为七郡"（西南民族走向统一）的始末。细读原传，知既是史家简要叙事之实录，又隐寓有肯定祖国版图统一的价值意向。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此最得司马迁著述之旨。
班固虽在论赞即解释析理时为儒家大民族偏见所障蔽，但作为一个严谨求实的史家，在具体史实的叙述过程中仍能摆脱价值倾斜对事实判断的干扰，沿着司马迁的实证方向搜考核订史料。具体到《西南夷传》，则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增减订改司马迁史实记载的个别文字及措讹；（二）补载汉朝在西南设置七郡以后至王莽时地方与中央错综复杂交互斗争的史实。
《史记·西南夷传》全文，《汉书》悉予录入，然而又并非完全胥钞，不少地方都有改动。而改动之所本，或与班固"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汉书·叙传》），得观兰台档案文献或后来流出的载籍有关，故非如司马迁之亲历当时之事件，却仍能得史实之真。试举三例言之：
（一）《史记》："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开，《汉书》作关，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念孙曰："开"字当依《汉书》作"关"，言秦时尝于诸国置吏，及汉初则弃此国，而但以蜀诸徼为关也，下文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即谓出此关也，若云开蜀故徼，则与上文皆不合矣。王说甚是。《史记》下文又曰："（唐）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既言"窃出"，可见当时必有闭关之禁令，故"关"又可作"关闭"解，与"开"义适相反。《史记》一字之讹，遂成巨谬；而《汉书》匡正一字，则得事实本真。
（二）《史记》："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巴蜀筰关，《汉书》巴字下无"蜀"字，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巴筰关本作巴符关。《水经》："江水东过符县北邪东南，鳛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注云："县故巴夷之地也，汉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为中郎将，从万人出巴符关者也。"是符关即在符县，而县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关也。汉之符县在今沪州合江县西，今江县南有符关，仍汉旧名也。若筰地则在蜀之西，不与巴相接，不得言巴符关矣。隶书符字作苻，与筰相似，又涉上下文笮而误。《史记》作巴蜀筰关，多一蜀字，于义尤不可通，盖因上文而衍。按王氏所考极是。可见《汉书》删一"蜀"字，自属必要。又"筰"字，《北堂书钞·政术部》引《汉书》正作"符"，亦可见"筰"乃俗本传写之讹。
（三）《史记》："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夜郎，《汉书》删。按所置两县，道光《贵阳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俱作夜郎、且兰，甚是。"南夷"与"西夷"相对，指在此一地区设有两县并驻扎一都尉。《汉书》删"夜郎"，正为免因文理而误南夷、夜郎为同时并列设置的两县，具见其考核史实、审订文义时之良苦用心。
由此三例可知，班固记载史事仍以《史记》文本为依据，而谨严求实方面则同于或胜过司马迁，其他改订虽未必都见精审，但司马迁实证史学的方向，正由班固而得发扬光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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