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至王莽时有关西南地区的大量史事，班固也作了增益。兹参酌《华阳国志》、《通鉴》诸书，述之如次：
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碎胡发蜀郡、犍为奔命往击，大破之。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大破益州，诏以钩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有功，立以为钩町王。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遣大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射之。大将军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立从吏数十人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人往见立，立责数斩兴。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复反，立用奇兵讨之。
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汉制；贬钩町王为侯。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钩町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
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十万人击之。
天风三年（公元16年），冯茂士卒疾疫死者什七，莽徵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之。
天风六年（公元19年）廉丹、史熊士卒饥疫，死者数万。而粤、嶲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
汉武帝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后，一方面汉族大量移入，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促进了民族融合；一方面地方割势力仍时有抬头，而统治者又专事武力，企图"威服而臣畜之"，故屡起战争，规模之大，波及整个西南。班固着力记载平定始末，如实反映后一方面历次战争全程，虽与司马迁盛赞祖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等视的旨趣大相径庭，但也能从史家求实的态度出发，看到了西南地区各个民族实体的存在而记载了大量史实，使我们了解民族融合及祖国统一的历史是在复杂剧烈的矛盾斗争中有所反复又不断推进的。这种复杂反复同样说明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变化是何等巨大深刻！
三
司马迁、班固民族观的不同及实证精神上的一致，原因何在呢？
先考察民族观的差异。从时代原因分析，学术旨趣的异同必与社会环境的推移及需要有关。春秋战国是诸侯擅政、礼崩乐坏的社会动荡及文化失范时期。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并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一个"惧"字正说明了社会动乱和文化失范给社会心理造成的深刻创伤，故渴望一统与追求秩序遂成为当时及其后社会文化心理的普遍情结，而对人事极其敏感的史学活动更不能不关注这一问题。从孔子到司马迁都可看到他们对国家一统和社会秩序的深刻忧患和急切关怀。司马迁生活在距离春秋战国较近的时代，又切身感受到秦王朝的急遽崛起及迅速消亡，他的民族观涵有天下一统的进步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社会动乱和文化失范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降至班固，其所生活的时代去司马迁又有一二百年，西汉末年虽也爆发过赤眉、缘林起义，一度出现失范和危机，但毕竟时限短暂，很快又有东汉政权的复兴。两汉王朝经历几个世纪的治定，统一多民族国家局势已日益巩固和加强，长治久安在一般文士儒生眼中已成定局，这反而松驰消解了渴望一统与追求秩序的社会文化心理情结，使人更多地感到华夏文化的优越而漠视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巩固疆里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和班固民族观所涵摄的不同价值意向，就不仅是个人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是社会时代文化心理的一种复杂折射。
检讨迁、固生活的时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司马迁时代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呼声极高，而班固时代则相对消沉。如西汉贾谊在上《治安策》中，以胫大于腰，指大如股，身不能使臂，臂不能使作譬，认为同姓诸侯尾大不掉，必然妨碍统一，助长分裂，审古度今，他深为事势忧痛，故汲汲于献计制之。晁错则为安定刘氏天下，建议削去诸侯，终因七国反乱，为维护统一而被寃斩。枚叔、邹阳虽保持战国游士遗风，仕吴为宾客，仍同样上书劝谏，反对刘濞的分裂阴谋。而严肋、徐乐、终军等身为文士，却心忧国事，政治上都渴望统一，追求安定社会秩序。司马相如受武帝之命"通西南夷"，更盛赞西汉王朝"创业垂统，为万世规"的伟业，以"兼容并包"、"遐尔一体"的天下统一观为出发点（《史记·司马相如传》）力主开发西南，招抚兄弟民族。在这种渴望统一反对分裂的普遍社会心理思潮中，司马迁积极褒扬秦的统一，"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日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序》）他感慨秦自襄公起，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既然他对秦用暴力削平诸侯也能从国家统一的角度加以正面肯定，那末对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的措施又怎能不大加赞叹呢？
相反的是，东汉一代，翻检文献，却较少听到渴望四海一统的类似呼声，也看不到对社会秩序有可能再度失范的痛切忧患。统治者既丧失了上升时期的锐气，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也就更关注于如何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寻找神学方面的理论依据，即使个别人物如丁鸿谈到危机问题，也从国家专制权力出发，认为"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览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后汉书·本传》），实际就是后世不断发展完善的以王权为中心思考天下一统及国家兴亡的传统思维模式。曾参加白虎会议并"实主其事"的班固，更以图谶之说为历史理论依据，把汉继尧统当成政权合法性的天命价值来源，即一切的兴衰成败都受之于天，非取决于人，从而社会秩序的巩固与天下的安定，也就根源于天命尊卑贵贱及其运作机制的秩序安排。"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白虎通义·封禅篇》）落实到人类社会，则"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动焉。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白虎通义·礼乐篇》）戴上这种等差社会秩序天然合理的有色眼镜，再加上统一忧患意识的逐渐淡化，班固自然不能象司马迁一样从版图统一的角度判断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看到的只是民族种类（种别）和地理区域（域殊）上的贵贱亲疏及内外有别的文野差异了。
从个体实存经验方面的原因分析，司马迁出身于世掌史职的家庭，自谓幼年在家乡曾"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虽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但这种中产家庭的出身和富有农村气息的生活，至少使他和劳苦大众有过接触，构成了他后来知识和价值的重要人生经验资源，而史官的世代职业也更多地具有文化的色彩且容易陶铸独立人格（迁颇侠直）。从二十岁开始，司马迁又漫游大江南北，通过实地踏勘和民间搜访了解到社会各方面真实情状，熟悉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各种人物。中年遭受腐刑的奇耻大辱则使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与统治者不同甚至对立的角度上思考社会历史问题，在绝望的实存体验中对下层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不幸际遇抱有同情性理解，激烈抨击专制统治下的严刑峻法和横征暴敛，对被统治者目为"叛逆"的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和失败的英雄项羽也极力彰显，甚至将陈涉起义比拟为名位赫然的汤武革命。李长之说司马迁"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他的"精神已经浸润在民间生活的内层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5月版，第211.213页），应是得实之言。正是由于对下层社会的同情性理解，加上西南地区实地考察的切身感受，使司马迁在边陲少数民族问题上抱有兄弟一家的民族等视观，并能在史书形式结构和内容叙述中适当突出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
与司马迁不同，班固的先祖曾是"以财雄边"的地方豪强，以后又由豪强成为"大臣名家"，且与皇帝结成姻戚。至父班彪时，已是世代显贵，所谓"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其门"（《汉书·班彪传》）。这种集地方势力与朝廷势力于一身又兼皇族外戚的家世，无论在地方或中央都容易与社会下层人民紧张对立。班固晚年纵任子弟为非作歹，吏人苦之，而终被系狱致死，恐并非偶然。而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汉书·叙传》），对班固儒学正宗思想的形成影响尤大。他自己虽被告发私撰国史，短暂下狱，但不仅很快释放，且因此受到重用，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阁，一直生活在社会上层，在实存感受上既缺乏对下层社会的同情性理解，在思想认同上又自觉俨守统治者的正统立场，属守"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为品，小不得僣大，贱不得逾贵"的等级原则（《汉书·食货志》），认为社会的不平与差别正是人间正常秩序的永恒根源，因此在思想趣旨上与司马迁颇为扦格不入，在理想人格的自我设计上也与司马迁极其相佐。他一方面攻击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赞》），一方面又在《游侠》、《货殖》等传中，把司马迁对下层社会的同情性用语一概改书为等差有别的歧视性语言。如游侠郭解在司马迁笔下是"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而《汉书》则改书为"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史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在班固的笔下则变为"四民不得杂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义而贱利"。可见《汉书》对下层社会不幸的漠视和对少数民族"种别"的歧视是相当一致的。这种立场旨趣上的大相异趣决定了迁、固史学无论在精神内核抑或在形式外观上都有绝大不同，如梁启超所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第26页）"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必然对周边兄弟民族多有同情性理解，"以帝室为史的中枢"则又必然对周边兄弟民族抱有种族性偏见歧视，而解析其原因又和个体实存经验的不同密切相关。
再考察实证精神上的一致。司马迁的撰史目的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即通过历史事实的恢复重建（考其行事），达到理论建设上的一家之言目的（稽其道理）。可见与《春秋》专注重于褒贬笔法的道德批判而忽视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记载不同，司马迁首先是把事实层面上的史料搜集与历史重建当作基础性工作，然后才由此上达解释层面上的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则性说明的。《史记》论先秦著述，"空言"、"空文"、"空语无事实"等评语在在皆是，就可例证，突出表现了他的实证史学新动向。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称春秋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复又引司马迁、班固之言："神农以前，吾不知矣"，"颛顼之事，未可明也"，也明显觉察到迁、固史学的实录精神与先秦诸子普遍的空言著述截然不同。这种实证史学的新动向与司马迁在纪传体方面的创新，应该说是一致的。
司马迁之后，重视史实的搜集与整理，成为两汉之际多数史家的共识。"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稳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彪欲续迁书撰《后传》，虽在涉及价值观历史观的意义解释时与司马迁多有牴牾，指责他的史论"大敝伤道"，"浅而不笃"（《后汉书·班彪传》），然而也不得不叹服他在对客观性要求极严的史实记载上的文质相称，有功于历史承传，是善述序事理的良史之才，并以"慎覈其事，整齐其文"自明著述宗旨，具见他在历史事实的搜考核订上承续了司马迁的实证史学余绪。班因受其父影响，所持之批评标准大体与班彪相同，即在解释评价方面与司马迁相去甚远，但以实证的方法衡史撰史极其相契。他一方面赞扬司马迁文直事核的实录精神，一方面又用同一标准批评"扬雄美新，典而亡实"（《文选》卷四十八，《典引序》），同样从史料的考订核实和史事的恢复重建出发，去构建他一代整体而全程的断代史大厦。正是由于班固记载史事与司马迁一样信实不诬，故范晔同样以"良史之才"的赞誉许之班固，表彰他在司马迁之后再次树立了"文赡而事详"的史学实证风格（《后汉书·班彪传论赞》）。所谓"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晋书·陈寿传》），就实证态度及风格的一致而言，迁、固良史之才的桂冠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史学实证品格的奠定，迁、固实有其力！
历史是独立于史家解释之外的客观存在，解释可以不同甚至截然对立，客观历史都不会因此而改变。班固握管之际，情不能自己，囿于民族偏见而鄙视西陲兄弟民族，不能同意司马迁的解释，但从实证的治史态度出发，必又理性地在史事记载上认同司马迁史笔的文直事核，这就是《西南夷传》全文录入《史记》原文，又以续补的方式益以汉昭帝迄王莽之间的地方史实的原因。清代史家赵翼说："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时，武帝以前如《高祖记》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班固之用迁文，不仅是因其规模而足成己书，更是实证史学求实传真逻辑要求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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