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现代学术最初发生的时刻，民俗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自然分工，人类学研究“他者”的异文化，而民俗学研究“异己”的“小传统”，但是，这两门学问最初都将自己定位于经验研究的层次。
吕微：所以，无论二者如何在其表述中将本己的“自我”与异己的“他我”相互并置，其建构共同的“我们”的愿望就永远是徒劳的，因为，没有“先验的自我”作保证，“我”和“他”，甚至“我”和“你”，都不可能建立在本原的、明证的基础之上。于是，从事经验研究者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沦为一个现代的“孤独的鲁滨逊”，这个鲁滨逊的“我”在接触到“他”以前甚至“从未听说过其他主体和其他主体对世界的看法”。
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先验自我是经验自我相互理解的前提，反过来说，经验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朝向先验自我的回溯而使得经验的“我”与“他”转化为“我”与“你”，即真正成为“我们”，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似乎就处在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在其诞生之日就已经潜在地预设了“我”和“你”之间共同的先验之物，这就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以及共同的欢乐，甚至共同的悲伤……以及所有的这一切所“积淀”而成的纯粹的民俗－民间文学形式。也正是由于预设了那个先验自我的纯粹形式，胡适才敢于在老祖宗给“他们”和“我们”留下的共同遗产———白话（胡适认为，相对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内容，白话是人的文学的形式）的基础上树立起一面“我们”的大旗。“我们”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终极理想，是这个学科或学问的基本问题之终极指向，而这个基本问题的终极指向只有当我们回溯到它的先验来源之处才能够被给予、被显现。从先验的立场看，任何在经验的层面即在具体情况的经验语境中所确认的学科基本问题都会随着经验条件的变化而成为假问题。而在先验的为“我”与“你”共同认可的层面所确认的问题，才可能保证每个经验自我通过“我”与“你”共同拥有的陌生之物而获得发言的权力。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保证了这个先验自我的陌生之物，保证了这个复数的主体性的先验之域，这是民俗、民间文学研究光明未来的存在保证。
记者：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能否再铸昔日的光荣与梦想，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的不断进取继续做出贡献？
吕微：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至少就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来说，除了经验的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超验的实践研究和先验的理论研究同样重要，同样需要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劳作。而从先于经验的层面构建学科基本问题的理论前提从而葆有学科的终极关怀，则是学科青春的基本保证。也许，我们应当再次回到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关怀上来，这就是：什么是“民”？什么是“民间”？“民间”如何不再只是“他们”？“民”如何能够成为“我”和“你”？对于“何谓民”、“何谓民间”的追问如何可能通过“我”与“你”之间真诚、平等的对话最终成为“我们”和“你们”的共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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