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由"天下一体"的中华到"中华一体"的中华。中华最初是由多元的民族融合而形成（汉族）在中原的称谓，进而为在中原多民族的称谓，最后才发展为四裔各民族在中国的称谓。这中间是经由变外为内和变夷为夏的长期历史过程才完成的。
一、释华夏
夏与华在观念上不完全相同。夏、华初不连称，到后来华夏方成为一个总的称谓，但仍单称为夏、为华，而内容与含义也逐渐相关联。
夏之初义为人，是部落内部的自我称谓，随着地域观念的加强，便由群体内的人的自我称谓发展为地域的称呼。《左传》昭公元年，高辛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证在高辛氏时，大夏之名已出现。《左传》定公四年，晋唐叔初封，"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夏虚即高辛氏时的大夏，乃夏之故都，亦即尧之故都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赵衰："《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此所引文本出自《尧典》，而却称之为《夏书》，因疑唐、虞、夏之部族均曾称为夏。①
由地名的夏变为国名、族称，当与人的观念和地域观念的变化有关。在夏王朝出现以前就有作为部族的夏人观念，主要是指尧、舜、禹时部落联盟的核心部族和相近的诸部族，也即舜肇十二州内的人，而不包括此外的蛮夷在内。夏的观念后来发展为统一的夏民族观念，地域名称的大夏到后来则成为王朝的称号。族称与国称是一致的。在历史记载中禹与夏相关，郭沫若举出二例：《齐侯镈钟》："虩虩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刻（翦）伐{K1D717.JPG}司（夏祀），败其灵师，伊小尹（伊尹）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此"翦伐夏祀"与"处禹之诸"相条贯。《秦公簋》："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K1D718.JPG}宅禹赍。十又十公在帝之坏，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虩使蛮夏'"。上言禹，下言夏，则禹与夏确有关系，此"蛮夏"亦与《舜典》"蛮夷滑夏"相印证，②是在夏王朝前已有蛮夷与夏的观念。鲧与禹曾先后为"崇伯"，《国语·周语》称"崇伯鲧"，《逸周书·世俘》称"崇禹"。崇即嵩，《后汉书·郡国志》作"嵩高"，《汉书·地理志》作"崈高"。《世本·帝系篇》谓"鲧生高密"，"高密禹所封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产高密"。高密当即"高崈"，亦即"崈高"，禹嗣鲧为"崇伯"， 乃是嵩山一带的地方部落联盟首长。《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子，国号曰夏后，姓姒氏"。这里说的"即天子位"，实是即元后或后王之位。《正义》引《帝王纪》谓于嵩高之地，即是先封为夏伯。可见禹嗣舜后初都大夏，复由夏伯进而为夏后，变原来夏之地名为国名。如果认为禹嗣舜后仍在崇为"崇伯"，与理不通。从历史看应是虞舜、夏禹相嗣，而不是虞舜、崇伯相承。以夏为国后，夏之含义已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夏都（京师）；二是夏邑（直接统治区）；三是诸伯国（即九州之地）。四海蛮夷是不包括在夏之内的。
夏之义又由朝代名进而发展为具有相同礼义制度的国家均可称夏。
夏与裔对言，夏是中国，华与夷对言，华指中国文明发达的民族，夷指四海文明不发达的民族。《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这是从饮食衣服的习俗和语言不同来分华夷的。在对夏与华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对夏的研究中，会涉及到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在夏朝以前，是多元的民族的结合还是单元的民族发展？是五帝的帝的部落联盟长制还是政治体制的元后的王制？有人认为唐尧、虞舜、夏禹、弃、契、皋陶、伯益都是同一祖先黄帝的后裔，因而夏、商、周族是同血缘祖先的黄帝子孙，这是一元的同源同流说，实际上不是一元的同源同流，而是多元的异源同流。在原始社会中放射出的文明曙光起源我国的各地，由各地向黄河的中下流辐辏，他们不是出自一个祖先，也不是一个祖先的同一个血缘的后裔。夏人出自西方的羌，商人出自东方的夷，周人出自西北方的狄。他们都带着本地的文化进入中原而互相接触、交融和汇聚，由多元的汇聚而结成一个高于原来的诸部族共同体的新的部族共同体的夏。从族属来源说，禹出西戎，契出东夷，稷出西北狄，他们已交融为一个具有大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民族，但仍保有出自不同族属的观念，仍保有他们各自的称谓。同源说是在华夏形成后而出现的，秦、楚本与中原华夏不同源，但说是颛顼后裔。吴非华夏，因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到春秋时吴始大，"比于诸夏"，也就找到了吴为"周之胄裔"③的依据。
夏是对虞的继承和发展，史书"虞夏"连称不无道理。《史记》："自虞夏贡赋备矣"。④"虞夏之道，寡怨于民"，"虞夏之质"。⑤儒家以夏、商、周为"三代"、"三王"，而《墨子》一书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三代圣王"。据史书记载，至少到虞夏时已以"后"代"帝"，由"后"代"帝"是历史的一大变革，"后"之义为君，"后"是新确立的官长之称，最高为"元后"（即后王），其下为"群后"（即君公）。在元后之下地方有四岳的"四时官"，主方岳之事"。⑥据记载当时有掌管平水土的司空，有掌管林、牧、渔、猎的虞，有掌管邦教的司徒，有掌管五刑的土。还有秩宗、典乐、纳言等官。这些官均称后。当时是由元后、群后组成的最高的贵族权力机构，它具有部落奴隶制的特点，还保有贵族议事会的组织形式。群后各有分职，各有专门的职称。夏建国仍称后，基本是这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肇始于尧，形成和发展于虞、夏。"后"不是原社会部落联盟长和部落长的称号，而是以部落为特点的奴隶制时代的"后王"和"君公"的统治者的称号。
夏代虞以后，始以夏名族名国，不称华。殷人建国，既不称夏，也不称华。周人灭商，以周名族名国。这是在华夏族形成前的民族与国名更替时期，到西周始孕育着高于虞、夏、商、周的统一的华夏的称谓。有人说华族或华夏族始于夏朝，这与当时族称和朝代称的更替历史是不符合的。
二、由夏族到华夏族
华夏作为共同的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提出，孕育于西周，形成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华夏族的形成、发展，是以诸夏或诸华的出现而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华夏观念，并使夏、商、周更替的历史发展为诸华夏国并存的历史。这是变原来的民族格局为诸华夏民族的格局，是民族的大发展和大交融的新时期，是后来统一的中国华夏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
（一）华夏雏形孕育于西周
夏、商、周是三个异源同流的不同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和国家。他们长期地有着接触、影响、联合乃至交融的关系，并成为华夏族形成的三个主要来源。这种由异源同流的关系而形成的文明制度，是以华夏作为共同的民族称谓，以及产生共同祖源的共同心理愿望的依据，于是便编出一个"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吴，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⑧的不真实的世系谱。由夏、商、周的统一民族的名称更替建立王朝，说明还没有形成一个以华夏为称谓的共同观念，只是到西周时才在夏、商、周的不同族称和国称之上加强了华夏的共同观念。
1.西周首先提出了统一的完整的"华夏"的新概念来。《尚书·周书·武成》："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其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这里把华夏与蛮貊作民族的两大分类而对称，已具有"内而华夏，外而蛮貊"⑧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是以华夏为中国的基础，形成中国（京师）与四方（诸侯国）为中国以及以四裔为四海的"天下一体"的观念。当时领土是王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⑨这种政治体制是君天下，国诸侯、家大夫的"天下国家一体"的体制，天下包括土中（京师）、四国（四方）和四裔（四海）在内，是同服不同制，由同服而一体的臣附关系。
2.周人自视为夏，把夏的观念提高到本族称和国称之上。周人并不否认自己系出自"天鼋"的西北狄，也不否认自己是周。《左传》昭公九年，周人说："我自夏以后稷"，认为自己是夏的继承者。《诗·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时夏即兹夏。《尚书·周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周人视其祖后稷为夏人，又有夏之土地，自然可以称夏。
3.西周为把诸夏的概念推广于先帝先王之后裔，封黄帝之后于蓟，尧之后于祝，舜之后于陈，禹之后于杞，并封纣子武庚于邶，微子于宋，以奉其诸祀，又封一部分姜姓为诸侯，称洛阳以东原商地为"东夏"。《尚书·周书·微子之命》："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穆天子传》："自阳纡（在陕）至于西夏氏"。在阳纡以西则有西夏。周人的华夏观念是包括夏人、商人、周人等在内的，华夏观念高于诸族和诸国称的观念。
（二）华夏族形成于春秋
统一的华夏观念以及这种观念高于当时的诸族称和诸国称，是华夏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周礼把各诸侯国统一到华夏之中。
作为区域观念的夏与裔，主要是从区域格局上维护京师、四方、四海的划分。《春秋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这里讲的"自近者始"，既有地域上的远近之义也有内外亲疏之义。从中外、贵贱、尊卑、亲疏、上下之义出发，在诸夏与四夷之间划一道人类与禽兽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对齐桓公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匿，不可弃也"。对内要柔之以德，对外则要威之以刑。确定诸夏、夷狄同服不同制的统属关系，夷狄"服事诸夏"，"蛮夷"不能"滑夏"、"乱华"。这就是在区域上夏与裔的界限和在政治上的贵贱、尊卑、上下的界限。
别华夷在于从经济生活、礼俗、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上强化诸夏与夷狄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是用人禽来划分的。《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终绛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往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戒失华，无乃不可乎！'"此以华与戎对言，戎狄无中原之礼，被目为"禽兽"。《国语·周语》："夫狄无列于王室，郑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贵也。狄，豺狼之德也，郑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贤也"。诸夏与夷狄不同在于列王室还是未列王室，而周礼、周典是区别华与夷的最基本的标准。
夏之区域观念与华之礼典观念合起来，就是华夏的完整观念，合于此者为"诸夏"、"诸华"，也就是华夏族。春秋时华夏族的形成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华夏的形成，是分散的多国分裂的华夏，因称"诸夏"、"诸华"。它是在西周的孕育和西周分解后而形成的。
2.华夏的形成，更加强化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提出区分华夷的依据和标准。
3.华夷之分主要表现在区域上的中外之分，社会发展的文野之分和人类文化观念上的人禽之分，由此而产生在华夷问题上的贵贱、尊卑、亲疏以及"利内"还是"利外"的问题。
4.华夷的形成，促进了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意识，促进了诸夏的内部团结和一致对外，树立了华夏的自尊感和蔑视夷狄的观念，提出了"安内攘外"、"尊王攘夷"的思想。
5.在华夏形成的过程中，又涌现出新的变夷为夏的诸侯国，但由于华夷的限界并不承认他们为"诸夏"、"诸华"。华夏是形成于诸华夏国之上共同的族称和国称，因而它产生并不排斥仍以其本族和国家的称谓名族、名国。
由春秋诸华夏的形成，经由战国的发展、扩大和变革，为统一的中国华夏的形成作好了准备。
（三）由诸夏到中国统一的华夏
春秋战国之交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时期，华夏作为一个族称也随着发生新的变化。在春秋华夏的形成中，诸华夏内部及诸华夏之间都朝着一个统一的华夏趋向发展，变其国内的夷狄为统一的华夏。在春秋时，虽在实际上已成为华夏的秦、楚、吴、越等，仍被看是蛮戎之国。由于其内部的统一，变其周围的蛮戎为华夏，到战国时秦、楚已被视为华夏，中山也被视为中国。在各国的发展中，一方面是礼下庶人，另一方面是变其所辖地区内的蛮戎夷狄为华夏，到战国的诸国间已无夷狄相间，而诸华夏国在区域上连成一片，四夷环于诸华夏国之外。东方的夷已融合于齐、鲁、变夷为夏，只有北方的狄，西方的戎，南方的蛮，尚在诸夏之外，而与之发生一体内的中外、华夷的关系。经春秋到战国，基本上改变了西周时华夷错居，在诸夏之国中有夷狄，在夷狄之国中有华夏的情况。
战国改革，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风俗，加强了地域性的华夏一体的步伐。秦朝就是在七国发展的基础上，在中国九州之内推行郡县，统一制度和文字，改革风俗，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九州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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