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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化: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三)(11)


    【施爱东】
    任双霞所举的几个例子都很经典,执着于不同范式的人,都能从这些例子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就具体问题做具体解答。
    鸭子可以有这样几种数法:
    1.站在鸭子堆里数,或者是站在边上数。但是,不能像毕飞宇那样混沌一团地数,而是要学会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然后再从理论上将简单还原为复杂。比如,把鸭子进行简单分类:白鸭子、黑鸭子、灰鸭子、花鸭子、麻鸭子。然后,分别数。当你在数白鸭子的时候,你心里得对自己的工作边界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即使有一个花鸭子飞起来啄你的手指头,你也别去数它(也就是任双霞所谓的“剥离和摒弃其他要素”)。最后,把不同花色的鸭子数相加。这是自然观察法。
    2.早上放鸭子出栅的时候,把栅门弄窄,让鸭子不能一窝蜂地往外跑,只能一个一个排着队出栅,这样,你就一个一个地数。或者,你控制着栅门,先放10个(任双霞所谓的“只是抽取某些你想要的要素”),再放10个,看放了多少次。再比如,喂鸭子的时候,人为地把食物分成若干堆,一堆放这,一堆放那,于是,一部分鸭子跑这边,一部分鸭子跑那边,你就分开数。这样,确实人为地干预了鸭子的部分生活,但并不象宗迪说的,就影响了鸭蛋的产量。这是实验观察法。
    3.去拿个相机来,给鸭子们拍个全家福,然后,你对着照片一个一个地数。这是模型实验观察法。
    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只要你想了解鸭子的数量,你就得走入鸭子的地盘,只要你走入鸭子的地盘,你就已经惊动了鸭子。也就是说,只要你来到田野,你就必然扰动了田野原有的“场”。这个时候,请问你是数完就走呢?还是像宗迪那样,准备留下来跟它们过一辈子。你认为是走开了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呢?还是一辈子跟着对它们的生活影响大?
    科学的田野远不是数鸭子这么简单。但是,我们是否因为现象的混沌而放弃对于现象的了解呢?
    就鸭子问题来说,数还是不数?宗迪说:不数。我则说:数。
    怎么数?我认为,怎么好数怎么数,视具体情况而定。即使我不能一次数完所有的鸭子,我起码可以先数完白鸭子,或者黑鸭子。即使我数得不精确,我也能数个大致的接近。总比混沌无知的好。
    【任双霞】
    数鸭子的问题其实是个田野的技术问题,施爱东一口气给出了自然观察法、实验观察法、模型实验观察法等三种方法,在田野中都是有效的方法。
    第一种是我通常的首选,因其简单易行,我可以从容地以他者的身份去记录我看到的鸭子;第二种是比较纯粹的“实验场”方式,我不确信自己有能力操控它,或许高手可以。如果鸭主人和鸭子同在田野的“场”中,那么调查者实际上进入了这个场,也就是进入了鸭子的生活,暗合刘宗迪“田野是生活本身”之意;如果它们在不同的层次,那么控制栅栏门、分食物都是鸭子视野中的“大传统”、来自鸭主人的统治权威,有强烈的干预嫌疑。至于模型实验观察法,的确是种很好的方法,可是呈现状态比较直观,可是它本身不是答案。很多人倾向于把模型拿出来说事儿,数鸭子的问题上就会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替代深入精微分析、给出尽量精确数字的可能,这样的论文我还真见过不少。模型本身也有问题,有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细节容易流失。
    所以,在技术问题上,“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没有一只猫全知全能,为了逮老鼠,我愿意同时养好几只会逮不同型号老鼠的猫。施爱东的“怎么好数怎么数”,说得好。
    【祝秀丽】
    各位枪来剑往,看得好眼花。科学的哲学与科学的伦理之争辨,让我想起《楚门的世界》。我想,对弈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珍爱这民俗学的“楚门”,令人心动。怎样既能观察到真实的世界,又能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呢?问题在于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作了什么。对我个人而言,赞同吕微所言,既有学者的实验自由,又不失学者的伦理责任,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它从来都是双刃剑,因为研究的对象是最能牵动我们思绪的物类。最头疼的是,当我们提起这把剑的时候,就意味着伤人或伤己,直到像《卧虎藏龙》中李慕白那样,要么远离江湖,荡舟乡野,要么灵魂会化作漂泊的野鬼,陪伴在心爱的人身边。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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