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是南宋初期我国杰出的史学家，他勤苦攻读，学识渊博，尽毕生精力从事史学研究与著述。他著作很多，其代表作《通志》对我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历代史学家对他及其著作，有很高的评价，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从其对史学勤苦探索的一生、史学思想及对史学的贡献作简略的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郑樵对史学勤苦探索的一生
郑樵，字渔仲，号夹漈，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今属福建莆田市）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享年五十九。
郑樵出生于世代仕宦家庭里，他的父亲郑国器作过太学生，被举为贡元，为人乐善好施，曾出卖自己部分产田来资助苏洋陂水利工程的修筑，深受当地乡人所敬重。郑樵，颇具乃父遗风，愿意为人出力，也助筑苏洋陂。他自幼资质敏慧，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对《六经》及诸子等书，有极大兴趣。北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郑樵16岁那年，父亡，从此家道衰微，生活清苦，便谢绝人事，放弃科举进身，他和弟弟郑槱一起在家乡附近的越王山麓筑起南丰草堂，不幸弟弟早逝，又与堂兄郑厚一起到城北的夹漈山，因陋就简地造草屋三间，以居住读书。
郑樵较长时间在那夹漈山山区里生活、读书和著述，仅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家贫藏书有限，不辞辛劳跋涉到藏书家去借读，“周游所至，遇有藏书家，必留借读尽乃去”①，“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去住曾不吝情”②当时福建未经战火毁耗、多半保存完好的书籍，藏书家藏书丰富如“兴化之方，临漳之吴，所藏尤丰，悉为善本”，③大多被郑樵借阅诵读过，他“搜尽东南遗风，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④。有人称他说：“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⑤郑樵只要有书可读，就感到惬意，并不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终年“夏不葛而凉，冬不袍而温，肠不饭而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⑥30年的夹漈山中的读书生涯，为他大量写作、尤其编撰《通志》一书的完成，奠定了坚实而博大深厚的基础。
郑樵与郑厚兄弟二人也是关心国事有正义感的青年，靖康之难发生后，兄弟二人义愤填膺，结伴下山，积极要求报效祖国，投书江给事，又给签枢密院事宇文虚中写信，慷慨陈词，要“摅生灵之愤，刷祖宗之辱”，表明爱国志愿。但因无人引荐，投效无门，只好重返山林，仍旧闭门读书。郑厚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参加礼部考试“奏赋第一”，被委派到泉州任职去了。只剩郑樵一人坚持在夹漈山独自读书不辍，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和著述。他三次被荐为“孝廉”，两次被举为“遗逸”，并不动心，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其宏大理想，编写一部继司马迁《史记》之后贯通古今的通史，而努力实践。郑樵为了实现奋斗目标，“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⑦。“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③。可谓其勤奋刻励之至也。
郑樵编撰《通志》大概始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酝酿，当时他已35岁了。然他曾以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学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校雠学）、图谱、亡书之学。他从书中摘来的内容，分别归纳为九十类、五十种，大多作为编撰《通志》的底本。他治学态度认真、踏实，勤于考证，正像清代纪昀等所说：“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⑨他还不以此为足，学习司马迁去游历名山大川，搜访奇书秘籍，以充实自己的学识。
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郑樵46岁了，把编好数百卷著作中挑选一百四十卷，缮成十八韵类，徒步二千余里到临安（今杭州），献给朝廷，并呈上简述自己身世及抱负的《献皇帝书》，颇获高宗赵构赞许，把他所献的书“诏藏秘府”（国家图书馆）。翌年郑樵回乡，继续在夹漈草堂讲学、著述。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被高宗召见，郑樵对高宗说：欲“取历代之籍，始三皇，终五季，汇辑为一，名为《通志》，体参马、班、法则稍异”，并指出“断代为史”之失当，同时呈献《修史大纲》十二篇、《夹漈书目》一篇。高宗授予从九品的“右迪功郎”，兼主管“礼兵部架阁（档案）文字”，不久遭到御史叶义向弹劾，离职返乡，高宗改派他为“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通志》。
郑樵回乡更加勤奋著述不辍，不到两年时间，《通志》全书二百卷编纂工作业已完成，实现他会通众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夙愿。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高宗下诏命郑樵进献《通志》，可是郑樵疾病缠身，未能成行，于那年三月间便与世长辞了。
郑樵居夹漈山，“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⑩确实，他著述宏富，曾说：“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11）据了解他的著作多达84种，现存的除《通志》及《夹漈遗稿》、《尔雅注》、《六经奥旨》、《诗辨妄》数种和一些零散的遗文外，大都亡佚，深为可惜。钱亚新先生考证说：保存留传至今的郑樵著作，仅占其总数的12％（12）。
二、郑樵的史学思想
郑樵把一生的全部精力倾注在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的事业上，深入史学领域，领略出一整套的治史方法和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史学思想，继承并发展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优秀传统。其史学思想分述如下：
（一）鲜明的“会通”观点，主张编写通史。
郑樵在史学思想方面提出广博和会通的重要理论，尊崇通史而贬抑断代史，称颂仲尼、司马迁而否定班固。他在《通志·总序》里说：“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赞司马迁“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贬抑班固的《汉书》，认为“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13）于是他决心纠班固“断代为史”之失，撰能反映“周知远近”、“洞察古今”（14）的新的通史，使仲尼、司马迁通史学风得以发扬光大。
郑樵史学观点“会通”，突出表现在他的主张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他认为历史象长江大河，后代之事与前代存在着“相依因”的关系，不能裁断。要了解“相依因”的关系，只有通史才能办到，他的《通志》就是以“会通”为基本原则，按照通史体例撰写的，它打破了自东汉以来纪传体史书中断代史的垄断地位，对后世史学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郑樵在解释“会通”之义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15）他“会通”史学观点，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要探求其源流，说明其来龙去脉，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是郑樵治史的指导原则。郑樵所讲的“会通之义”，主要是指历史编纂学而言，“会”是指横的方面，要求把各种学术内容和书籍都会集到一书中，《二十略》的编纂，正是体现了这一“会”字精神；“通”是指纵的方面，要求把整个社会的发展历史（包括各种学术的发展变化）联贯写成一书。把历史记载做到时代相续，古今贯通。对于典章制度的演变发展也能够看出它的前因后果。虽然当时谈不上、也不可能从历史发展规律去探索和考察，但是他毕竟已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
由于“会通”史学观点的强调，郑樵曾严正批判南宋以前学者不能有所创造，其原因是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以致偏见太甚，成见太深；批评史书中本纪、列传、天文志、五行志的重复、后事不及前事等脱节现象。强调“会通”的重要性，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字、音韵等汇入一书，扩大历史研究范围，丰富史学内容。这都体现郑樵史学识见的高远。但是，我们知道我国历史编纂学上通史与断代史，各有其优点与缺点，彼此并存，相互补充，不能偏废。质量高的断代史，有助于通史的编修。郑樵重视“会通”，强调通史。贬低断代史，把通史与断代史对立起来，这识见无疑是偏颇的。
（二）坚持据事直书，反对褒贬任情。
封建时代的史学家编史的恶劣行为，是党同伐异，任情褒贬。郑樵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说：“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16）又说：“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17）他对史学家任情“美刺”、妄加“褒贬”，甚为反感，极力主张历史著作要据事直书，不要空发议论任情褒贬。史书真实地记载史事，这样就善恶自明，无需再加一字之褒贬，要让史实说话，寓褒贬于史事之中。
郑樵旗帜鲜明对史学家的任情褒贬作风，深恶痛绝，把它斥之为“妄学”“欺人之学”，说：这是“伤风败义，莫大乎此！”（18）斥责：“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已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19）。
郑樵这种史学观点，是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反对曲笔，提倡直书”的优良传统。他的主张也贯彻在《通志》全书的编撰中，如《通志》中就削除含有褒贬之意的《索虏传》、《岛夷传》；纪传中的按语无美刺褒贬之辞，只是考订、辩论、增补的内容；除“论赞”外，大量保留正史材料，少有删节。这都是郑樵坚持据事直书精神的具体应用。郑樵的这一进步思想无疑是可贵的，应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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