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倡主张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郑樵提倡实学，注重亲见亲闻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求得知识。他认为：如果知识离开了实践，不会歌便不懂得乐章，不了解星象便不懂得天文，不知道山川方位便不懂得地理。为了掌握动植物的实际知识，他“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20）。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实地视察所得的东西去纠正《尔雅》等书中的不少错误，还指出以前著述家存在着“不亲识其所用之名物，以意测之，又寻经传以释证”（21）的弊端。他着重批评学术史上相因成袭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春秋》和史书中褒贬说，他认为这是专以歪曲历史现象的“妄学”；一是阴阳五行灾祥之说，他认为这是专以歪曲自然现象欺人的“妖学”。（22）这“妄学”“妖学”都是不务实学，他坚决予以否定，并在其史著中均能以体现史实事理为主要特征。
更可贵的是，他注意到了农村中有不少实际知识，主张书本理论要与农村实践结合，说：“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23）认为只有把书本知识和深入实际的考察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学者能得到真知的正确途径。他深入到山区动物之中进行实际研究与考察，才对人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发现“人”是从动物中分化出来，说：“人与虫鱼禽兽同物，同物者，同为动物也。”“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异于虫鱼禽兽者，虫鱼禽兽动而俯，人动而仰；兽有四肢而衡行，人有四肢而从行。”（24）这种见识，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尚不多见的。
（四）反对“五行相应之说”的神秘主义。
封建社会史学，多充斥迷信色彩，或用灾祥、怪圣之说，曲解“五行说”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的关系，神化皇权。于是历代史书的《五行志》大都充满了神秘思想因素，把社会发生的事物加以牵强附会，绳以五行之说，用以欺骗人们，沉重地束缚人们的精神。郑樵把它斥之为“欺天之学”，说：“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25）又说：“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26）
郑樵探讨“五行”，追溯其历史变化过程：“谶纬之学起于前汉，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隋炀帝发使四方，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至是无复有其学”（27）。谶纬学说、灾祥理论自唐及宋流传不绝，且与政治变动相联，这是“俗儒趋时”之所为也。郑樵指出：“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甚愚甚矣！”（28）更重要的是“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29）。还进一步指出，“五行之绳人甚于三尺”的严重性、危害性，并揭露其骗人伎俩，嘲笑其愚昧无知，特意撰写《灾祥略》，“今作《灾祥略》，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30）。
郑樵敢于对唯心主义“五行相应说”进行披露，剥掉笼罩在史学领域中的神秘主义五行说的面纱，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历史的真相，初步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这无神论的进步思想，应该肯定。但是，郑樵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史学家，不可能完全以唯物史观观察一切，对社会的看法，就出现偏差，说什么“惟有和气致祥，乖气致戾者，可以为通论。”（31）金人之犯边也，憔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32）这说明郑樵也坠入了“五行说”神秘主义的泥坑，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
三、郑樵编纂《通志》及其对史学的贡献
郑樵59年的一生，读5万多卷的古籍，著作很多，他在著述中敢于阐明观点，立论高远，正如章学诚所说：“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33）其史学思想是进步的。《通志》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尽管他的许多著作已经失传了，但是他的著作的精华实际上都保存在《通志》里。
章学诚在《申郑》一文中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之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盖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34）“成一家言”的郑樵《通志》一书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通志》一书全是模仿司马迁的《史记》而作，《通志》之名正是通史之意。章学诚对《通志》的评价说：“郑氏通志，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明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35）《通志》体例只不过改书为略，改表称谱，另外再加上一个载记，其实质仍是一样。它分有帝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八传，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共二百卷。全书记载古代社会历史以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学、音韵等内容，并研究其各学科的发展过程，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
《二十略》是《通志》全书的精华，郑樵在《通志·总序》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又说：“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所谓“汉、唐诸儒所得而闻”的五略是礼、刑、法、职官、选举、食货五略，乃删节选录唐代杜佑《通典》而成；而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十五略，是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完全是他多年研究探索，独出心裁编撰而成。
郑樵《二十略》相当于正史中的书志，但正史的书、志从来没有达到二十门类。修史之难，无过于志。郑樵《二十略》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它在史料学上及编纂学上都有突出的贡献，搜集、储备、校勘史料方面有其成就和创新。《校雠略》详细论述求书的途径，介绍搜集书籍及分类、编排的方法，这不仅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且对图书储藏部门搜集图书，编排目录，有了实用价值。《金石略》强调金石学在史学编纂学上的作用，为宋代不少学者研究金石，涌现出一批富有史料价值的金石学著作开辟了门径。《通志》纪传部分，大部是损益诸史旧文而成，但也补立了许多旧史所无的新传，单是春秋战国时间新增补的传记就达129人之多。
可是八百多年来，对其人其书有褒亦有贬。郑樵曾被斥为“陋儒”、“妄人”、“高自称许”、“大言欺世”，《通志》被指为“漏洞百出”（36）、“语多袭旧”。（37）亦不少人对郑樵是盛誉的，梁启超从史学评论的角度，把郑樵与刘知几、章学诚同列，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家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还认为《通志》“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慧星焉。”（38）
我认为郑樵以一人之力，在偏僻山区经济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独自担负起编撰《通志》的鸿篇巨著，创立凡例，别出心裁，其《十五略》中多有独到见解和新颖之说。它对后代史学有很大的影响，为我国文史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他编撰《通志》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应本着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的新东西。”（39）据此，我们认为郑樵不愧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
注释：
④⑧《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
①⑩（32）《宋史·郑樵传》。
②《夹漈遗稿·与景韦兄投宇女枢密书》。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三。
⑤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四六。
⑥《夹漈遗稿·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
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
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夹漈遗稿》。
（12）《论郑樵的博学多闻和创新精神》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3）（15）（16）（17）（18）《通志·总序》。
（14）《通志·年谱序》。
（19）（22）（25）（26）（28）（29）（30）（31）《通志·灾祥略序》。
（20）（21）（23）《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24）《六书略第五·论便从》。
（27）《艺文略第一》，“按”。
（33）《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申郑》。
（35）《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释通》。
（36）《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十八。
（3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一、史部六、别史类。
（38）《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39）《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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