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将更猛烈地冲击中国的历史学界，无论是史学研究、史学研究的组织管理还是史学工作者的心理调适，都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为此，我们以“中国历史学面临新的挑战”为题，组织了一次笔谈，发表在本期《动态》上。读者如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也希望来稿来信，各抒己见。
社会的整合与历史学的地位
赖长扬
近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对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的社会运作形式，正在对社会各种关系进行整合，个人、集团乃至各种学科，都无不需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新思考自己的理论，反省自己的实践，改变自己的面貌，调整自己的位置，确立相应的地位。历史家这些年来私下或公开表露出的苦涩的“危机”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历史学新的社会地位的担忧。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颠扑不破的原理，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旦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去促进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形成和巩固；又有一个很正确的基本观点，说一种学说的命运，取决于这种学说满足社会的程度。既然如此，面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经济基础，不主动改革自己而去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变化的历史学，怎么配享有更好的命运和地位呢？历史学新地位的确定，有待于历史学自身的努力。
不能把史家主观上对历史学地位的期望值当作历史学应有地位的标准。实际上，一些同行常常是将处于显赫地位时的史学拿来作为史学应有地位的准绳的。这种片面的观点只能使我们陷入更大的悲哀。但是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很容易给人一个先人们时时处处重视史学的总体印象，但细究起来却并非完全如此。倘若我们将这些史学著作科学地量化，再用3500年去除，其结果大约就没有多少自豪感了。历史学诚然有它声名显赫的时期，也有备受冷落的时候，虽然造成这种冷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举例来说，从整体看，先秦史学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但春秋伊始迄于战国末叶，这长达五百年我们能举出多少史学特别受到重视的例证？连史官们大都“失其守”、“弃史它就”，甚至连且留史职而去搞第二职业的都没有。之后的秦皇怎样，大家都明白，不必细说。西汉出了个司马谈和司马迁，弄得整个西汉朝的史学都辉煌起来，但这也并不是史学特别被看重的结果。且不说自西汉开国至老太史公出任西汉皇朝第一任史官这60余年间，除了刘邦让陆贾作了一部《新语》外，史学基本上无人过问，即如隐忍苟活为我们留下了不朽之作《史记》的司马迁，在谈到史官一职时还是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自此以下，亦是时热时冷，总是“热时节热得蒸笼里坐，冷时节冷得冰凌上卧”；大约冷时节多于热时节。试想那些有志于史学的先辈，在漫长的冷落期有何感受？恐怕不亚于今天我们感到“危机”的同行吧。
勿庸讳言，我们的“危机”感中与史学社会地位相联系的还有对个人地位、其中最现实的是对个人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担忧。历史家是既生活于以往时代，又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我们凭借专业能力服务于社会，社会理应为我们提供起码的工作及生活条件，这在不少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他们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备受熬煎；“立言”、“立身”的传统观念不时激励着自己去献身于自己的事业，现实经济生活的窘境又时刻迫使自己不得不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感到愤愤不平，“口不言利”的君子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卷带下有苦难言。其实，史学家经济上的窘态只是当今社会“劳体倒挂”的反映，算不得一个特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倒是，你的专业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社会了，你要求社会回报的是否与你的劳动相当？
经济圈内的人对我们说，谁叫你们去弄那些老帐？历史学者却大不以为然。一个人可以不要历史（只要他甘心愚昧），一个集团或许可以不要历史（只要他们宁守浅陋），一个民族却不能抛弃自己的历史（除非这个民族抱定了自绝的决心）。历史学及其学者应有自己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自今以往历史学及其学者地位的确立，和过去相比有些很不一样的地方。
以往史学地位的奠定，在客观上大体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需求程度和历史学满足统治者需求的程度；第二是民族或者公众对史学的需求程度；第三是相关学科对史学的需求程度。其中前两条是最主要的。这三方面无疑在今后史学地位的升降中仍然会发挥作用。只是其中的公众对史学的需求，只要没有异常情况发生，在今后史学地位的奠定中可能会成为最主要、最基本的要素。由此而言，历史学满足了公众的要求，也就是满足了社会的要求。历史学及其学者社会地位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切实地确立起来。
满足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公众，无论从那方面看，历史学成果都具有了商品的性质。这并不“跌分”。历史学者只不过是一门职业。这种职业并不比其他职业有更多的或特殊的内涵。历史学家走进市场，让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和决定历史学的面貌，从而确立自己的地位，这是否符合前文所提到的马克思那一条基本原理呢？
今天历史学家的肖像
彭卫
伯特兰·罗素步入暮年时在《自传·序言》中写下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三种简单却又极为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生命：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无法遏止的同情。”我把这段话理解成为是一种对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带有永恒意义的规范性要求、期待和评价，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我们的前辈--从司马迁到王国维到郭沫若--并且也将与我们的后来者，产生出心灵的沟通和超越时代的一致。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面临相同的问题，或都拥有相同的感受，恰好相反，任何问题和感受都有其时代特质，尽管人们可以用同一种语词来形容、概括它，比如在同一个“悲欢离合”的词面下曾经囊括了多少种时代的情绪！举首掷笔，回顾后自顾，巨大的变革和巨大的冲击，亲切贴近，可见可感。于是，生活在今天的历史学家，与他的前辈相比，出现了四种大的差异：
第一，今天的历史学家愈来愈成为多面人。作为现实的人，历史学家生命的一部分生活在今天，前人没有感受到的变革时代带来的种种问题环绕徘徊在他的周围；作为职业的要求和限定，他的生命的另一部分又必须生活在过去，生活与职业的微妙的却不是微不足道的对立，使今天历史学家的外在社会角色与内心承担的角色，比以前更多更快地呈现、交替和变化，他的生存实现和价值实现比以前另具困难和苦涩，就是说他比自己的前辈多了一份情绪情愫情结。从而，在现代感受与历史感受交织下，他的体验也比以前更为矛盾和丰富，更为“触及灵魂”，他可能在失落中失却自我，可能在角色寻求中迷失自我。我承认这是一种相当困难的处境，但困境往往是变化和发展的前提，何况这个困境已经为今天的历史学家提供潜在的活力，这就是交付给我们的丰富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体验，没有哪一种深刻的东西能从平淡中产生，它离不开起伏矛盾困惑，如同瀑布的落差产生势能。今天历史学家愈来愈成为多面人的趋势，有助于他们在历史洞察力上超越前人启迪来者。
第二，今天的历史学家愈来愈需要成为研究工作的多面手，这是由社会分工和学科分化的细密性与社会需求和学科需求的丰富性决定的。分工分化的细密性，要求史学家在知识结构和储备上，不断完善和调整；需求的丰富性，则要求史学家成为具有多种操作能力的学者，在谈到史学研究不景气时，一些史学圈内人抱怨社会对自己的工作态度冷淡，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其中何尝没有我们自身的责任！不是么？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自身的知识储备、技能掌握和操作表达方式要求社会，却不习惯甚至很反感社会对我们的要求，尽管社会的要求并不都有益于学科的发展，但从根本上看，它规定了学科的时代性，也激活了学科的进步。历史学只有植根在社会的土壤中，才会有它的生命；同样，历史学家也只有在他所处的时代中适应和创造，才能使自己的生存实现与价值实现融为一体。这意味着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了解的知识领域要比以前广泛得多，所需要熟悉的技能要比以前复杂得多，所需要驾驭的课题要比以前丰富得多，所需要熟悉的表达形式（从文字表达到视觉图像表达）也比以前更为多样化。
第三，今天的历史学家需要与大众有更多的交流。历史学是一种文化形态，史学作品是一种文化消费产品，或反思，或借鉴，或陶冶，或愉悦，都包含着精神-文化消费的意义，史学作品只有进入消费阶段，它的价值才能得到完整的实现（附带一说，现代英、法语“发表”一词的拉丁语词源“publicare”的原意就是“供众人支配”）。在中国史学的古典时代，史学与大众之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不屑于承担传播通俗史学的工作，也不屑于与通俗史学的传播者为伍，反倒是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画家对通俗史学倾注了热情，从而产生出通俗史学的非史学家化倾向和史学家的非通俗史学化倾向的奇特并存。时至现当代，我们在史学作品价值的实现上，仍然畸重畸轻。换句话说，重视史学作品的“圈内消费”，却忽略轻视它的“圈外消费”亦即大众的消费。由此产生了两种情形：史学作品愈来愈成为“圈内人”乃至“圈内的圈内人”的事情；史学家与大众的距离不断被人为地拉大。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的曲高和寡是正常的，然而整个历史学的曲高和寡就很难说是正常的。只有在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事业影响日甚一日的今天，中国的史学家才能比以前更为切肤地感受到与大众交流的重要性，才能更为自觉地去研究、理解、把握“圈外人”的需求心理。历史学家如何与大众进行交流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交流的方式、交流的层次以及交流的结果，不仅不会瓦解史学研究，反倒会为历史学注入活力，使其具有鲜活而广泛的现实文化基点。
第四，今天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向愈来愈具有双重性质：对课题的投入，不仅需要“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沉稳，还需要“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灵活变通。我们应该纠正这样一个偏见：对学术事业的执着只能通过对某个课题的执着来实现。知识领域的广阔性，使探索本身具有多向的可能和多重的意义，触类旁通，以通归类，只能有助于学术事业的深掘和展开。我们还应该纠正另一个偏见，即把对学术研究的持久性努力和偶发性努力亦即“短期行为”割裂开来，褒前抑后。我以为，研究工作的“长期行为”和“短期行为”的并存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长期行为”并不必然走向深刻和成功，“短期行为”也并不必然走向浮浅和失败，“长期行为”有它沉稳的优点，但是否其中也有滞后的不足呢？“短期行为”有它随意即兴的缺点，但是否其中也有灵感迸现的长处呢？分不如合，偏不如全，就是说，历史学家研究取向的双重结构不仅可以使学术自身形成互补，也有助于它的价值实现。
总之，生活在今天的历史学家，需要更为强烈的自主性。在我看来，这种自主性不是劳劳独立的孤傲，也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精神归隐，而是对生活的适应、体验和创造的结合，是对学术传统继承与发展的结合。它首先是内在的，这就是他独特的心灵以及这个心灵对人类文化的观照，这是情感与理智不可割裂的融合，我称之为“情感化的理智”。今天历史学家情感化的理智越是真挚，越是具有独特性，越是具有创造精神，也就越具有深度。其次，它又是外在的，外化为史学家的心灵对人类文化的辐射。生活在今天的史学家，也需要更为强烈的责任感，但这并不是抽象、虚幻的救世意识和病态的愤世嫉俗，而是对自己存在和负载自己存在的世界的建设性努力，即是倾注了对人类命运的深挚和完整的关怀与理解。
生活在今天的历史学家，没有变丑，也没有变美，但却变得更有表现力了。
市场经济与历史学
孙晓
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改革是在用轰轰隆隆的机器、五光十色的商标、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搭建一个市场经济的舞台；那么，反顾曾在不同时代扮演“显学”角色的历史学，我们的瞠目结舌之状就是必然的了。一切在呐喊中变化，一切又悄悄成为过去。抛弃历史义无反顾，移情别志毫不羞涩。于是，经商或吵闹着要经商者有了；炉前独坐，顾影自怜，把往日的清狂换成今天的浅酌低唱者有了；扣觥铁板，会聚同僚，象炒卖股票一样炒骂现实者有了。是的，当埋头学案皓首穷经的学者对某项古文简化丰厚的润笔偶有心动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开始分化；当我们出售花边旧闻兑换银子的时候，我们已开始出售学术的庄重与历史的严肃。
任何研究都是庄严的。但是，在商品社会中，任何庄严又显得十分平淡，而任何平淡的庄严又自由或不自由地被商品化趋势所改造。所以，在市场经济现实与未来的道路上，寻找变革中历史学学科建设，既是对历史学学科的思考，又是对历史学工作者自身命运的思考。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历史学受到两次深刻的改造。其一是八十年代中期被逐渐介绍而来西方新学科理论引发的历史研究方法论改造。在这段时间里，各种用西方近现代理论重新诠释历史文化作品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屡屡出现；一套一套丛书冠以新颖的标题吸引了无数青年学子：“文化”作为连接过去、现代与未来的颇为时髦的概念，成为各学科的交汇点；“现象”作为蕴含抽象与具体的出现频律极高的代词，成为分析复杂与简单问题的变焦镜。所有这些，均凝结着一个主题：即对现实的极大的关注。一般来说，对现实的关注是改革前学术特点，但究其实质，两个时代是不同的。改革前学术对现实关注，是固定在一个政治基调上音符变奏。而八十年代改革时期学术对现实的关注，则是个性化的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对于长期被动地沉湎于一种音调之下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更新鲜的贴近自己的音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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