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近两年古文白话热对史学研究的冲击。古文白话热绝不简单是史学工作者的“淘金”活动。古文白话热和其前后各种通俗化历史作品出现，一方面是史学工作者参与商品经济竞争的尝试，另一方面又是对商品经济时代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实践性探讨。相较八十年代中期史学方法论改造，这种探讨预示了传统史学观念的更新：即历史学不仅仅作为理论性的基础学科，而且还可以成为工具性的应用学科。他们的实践告诉社会，史学工作者不应该仅固步自封，埋头象牙之塔为自己学术圈雕刻不朽的艺术杰作，还应该走出学术圈，为机关办公室，工厂的车间，农村茅舍的几案提供通俗艺术摆件。古文白话热之所以能热，决不是史学工作者一厢情愿，而也说明社会上很多人需要这类作品。我们史学工作者长期按照既定的习惯从事自己研究，而社会上各阶层各集团人需要什么样的史学作品，盖然不知。这无疑是个缺憾。因此，在商品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若想完善历史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以“你接受什么样历史作品”为题，在一定范围内对各种文化程度的人进行一项社会学方法的抽样调查是必不可少的。
关心客观现实，走向务实和应用是这十余年历史学学科取向，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现实对历史学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传统考据和思辨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而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亦有理由要受到殷切的呼唤。历史学科在未来市场经济舞台中找到自己角色之感觉，恐怕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现实和实用为目标，在多学科交叉方面启发灵感，以新的选题与课题，致力于学科的分化与细化。学科的分化与细化是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趋势，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工趋势同步。这样做并不是分裂肢解历史学科，而是使历史学科更好适应现代社会，促进学科自身建设。第二，要扩大收集史料范围。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既成的传统文献、考古文物资料，还应该努力收寻民间所藏图文、口碑史料，而对现存民间文化风俗调查则如同打磨一面反观历史的熠熠闪光的青铜镜。第三，要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有利于学科之间交流和边缘学科的产生，还能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第四，要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如电子计算机。现代科技手段已越来越多地为文化学术界应用。但在历史学科中，能操作电子计算机的人却微乎其微，更谈不上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了。电子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似乎还是历史的人，这自然不正常。
此外，在历史研究成果表达方面，亦须有所更新。我国现处于传统与现代接榫的改革时代，鳞次栉比的高楼、交错纵横的立交桥与凸凹不齐的窑洞竹楼、牛蹄印匝地的乡间土路奇妙融为一体，各群体文化素质迥然不同，在这种情景下为了使我们的成果获得尽可能大的读者面，为了更好地传递历史与历史研究的思想，我们也许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表达方法。不但有文学作品性的、故事讲述性的和戏剧效果性的表达方法，还可以用声、光、电表达方法，用声音和画面效果制造另一种效果。不能说传统史学表达方法已无存在理由，也不能说上述的表达方法会浮浅和流俗。只要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并不庸俗，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法是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经济的市场价值规律似乎造就了这样一个我们并不习惯的现实。然而，在这个现实中，如果我们这些习惯把自己引为高智商之列的人，抱定务实的态度，秉奉为现实服务的原则，是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是能有所作为的，也许还能够达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历史学的出路何在
江小涛
今天我们谈历史学与商品经济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历史学的出路问题。“史学危机”几年前就有人提出来，现在，这个问题不是缓解了，而是更趋严重。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学科内部的范围，完全跟当前社会的经济大潮联系在一起了。现在讨论这一问题的人，很少再有坐而论道的心态，而是都有一种面临生存挑战的紧迫感。
十几年来，史学界碰到的问题可谓一个接着一个。先是要对长期以来极左思潮支配下史学领域存在的诸种问题进行清算和反思。然后又是讨论历史学的学科调整、学科改造和传统史学的现代化问题。如今，在全社会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又面临着历史学科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且，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众多的复杂问题，这在中外史学的发展历程中恐怕都属罕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事史学工作的人都难免会有招架不住的感觉。
但是，招架不住也是招架，问题是无法迴避的。
历史学本身无知无觉，它不可能自己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命运。要解决目前史学面临的困境，全在于治史者自身，也就是从事史学工作的主体。我认为，史学与商品经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是需要治史者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治史者们的心态究竟如何呢？我以为，既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情执着，也有“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轻率随意；既有“犹抱瑟琶半遮面”的婉转羞涩，也有“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的焦躁无奈。但更多的则是有意识地调整自我，寻求能够将学术研究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的路子。这个过程极为痛苦，难度也很大，但只有这样的实践和行动才能使史学走出目前的困境。
在这种实践过程中，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是治史者中存在的“惰性”问题。说治史者存在“惰性”，并不是讲他读书不用功，或者做文章不勤快，而是讲治史者思想上、观念上的惰性。目前史学所面临的挑战，说到底实际上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并且二者经常交织在一起。长期以来习惯成自然的学风和文风已经使治史者形成了某种研究定式。例如，以断代划分中国古代史研究，这对于深入细致地探讨每一朝代的历史问题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会带来不少问题，“与邻为壑”的现象恐怕不在少数。而我们往往也习惯于就某一断代的某一具体问题写文章、发议论；又比如，对典章制度的研究目前还深受古代文献编纂方法和体例的影响和限制，重视细节，忽视整体，很少有从现代意义上去理解制度的运转机制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的作品。这无疑大大限制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成果的影响范围。这种研究尽管对学术本身是必需的，但跟社会现实却相距甚远。从根本上来说，治史者假如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将现实感、责任感融入学术研究的能力，那么很难指望其作品能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当然，更谈不上经济效益。
第二是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有学术价值的作品不等于一定有社会效益。比如，某项成果对于解决某一具体历史问题有重要价值，并且作品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良好的文字素养，但它不一定对社会产生影响。对该项成果的认同和推崇，只存在于学术界内部。而一项成果要能产生社会效益，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外，还应当被社会所承认，对社会产生影响。
第三是学术研究与史学的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
历史学和商品经济都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要避免以一种“赶时髦”的心态来讨论这个问题。过去历史学无条件地趋附“政治风”、“极左风”而吃足了苦头，如今要是也一味地紧跟“经济潮”、“商品潮”，忘却了自身独立的存在，同样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我们讨论、思考和解决历史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应当立足于历史学自身的现状及其前途，而不是相反。因为，没有根据地的作战队伍是永无决胜之可能的。我认为，这一点应当明确。
学术研究是历史学存在的依据和前提，是治史者份内的工作。但是，仅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具有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也只是存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可能性。相反，有些史学“产品”能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却未必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处理好学术研究和史学的社会化、商品化的相互关系。孙晓将历史学具体分成四种类型，这是一种分法，也可以有别的划分方式。但是，努力推进历史学的多层次、多元化发展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已经势在必行，否则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就学术研究而论，史学工作者需要开拓视野，改善知识结构，使学术研究具有现代意识。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变，那么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要在史学的社会化、商品化方面做大量的探索，参与文化市场的竞争，尽量使我们制造出来的“史学产品”生动活泼、丰富多样，以赢得更多的读者。这种工作很需要自觉的和积极的态度。也就是说，史学工作者应当从学科发展以及使本学科适应社会需要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就目前而言，史学通俗化的东西已经做了不少，有些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就总体而言，仍是一种被动的、粗糙的过程。换言之，是治史者们在极度窘迫的情况下草草推出的，没有多少自觉的思考和富有创意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通俗的东西或普及的东西要上一个台阶也难以做到。
中国历史学面临新的挑战
田人隆
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已经受了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所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次则是近时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的冲击。从前者来说，广大史学工作者早有思想准备，可以说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宿愿。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不仅批判和扫荡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所宣扬的“影射史学”，而且冲破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学研究的原有格局。其结果则是新观点层出不穷，新领域不断拓展，导致了在新的形势下历史学新的趋向。前些年，经常为人们是非褒贬的历史学危机实际上就是历史学的原有格局、新史学的拓展以及社会生活节奏急剧变化三者之间的失调，同样也是探求新的制衡的一种努力。可是，这一过程尚未见有定局，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又遭受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比起十年前的冲击来更为猛烈、更为深刻。应该承认，对于这次冲击，绝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是缺乏思想准备的，而且是与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相悖的，干是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不解，在行动上则缺乏应变的对策。
毋庸置疑，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转轨，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济基础的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剧变，必将影响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自然也无从例外。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究竟是不是商品？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必轻率地下结论。但是，历史学如何适应商品经济潮流，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实际上，近些年来历史学研究已经不时地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史学工作者在从事研究时，在考虑学术价值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它的社会效益，乃至它的经济效益。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的确立，不再是研究者主观上的单向选择，而成为研究者、出版社和市场的双向甚至多向的选择。常常是社会的需要影响出版社的选题计划，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又引导着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取舍。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原则也悄悄地潜入庄严的学术殿堂，史学工作者在信奉“文章千古事”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著作皆为稻粱谋”的现实，认真考虑将学术研究作为改善自己生活、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上述与传统文化、传统研究模式格格不入的新变化，使许多人困惑，感到无所措手足。甚至哀叹史学的失落、怀疑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历史学存在的价值。其实，我们不必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感到不安。就历史学来说，自从本世纪以来，它曾经受了革命的洗礼，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和四人帮的破坏，它不会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失去自身的价值。没有历史，就没有文明，历史学的失落是不可想象的。要紧的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自己应该在大潮涌来之时冷静地观察、思索，顺应潮流，根据历史学的特点，对现行的体制和模式进行适当的调整。当然，在这种调适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介入，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应该采用政策倾斜，宏观调控等手段来扶植处于困境的历史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部门。前些时候，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在与中国同行接触交流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向市场经济转化时，应该加强宏观研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但中国政府把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视同一般企业，让其自找出路，政府应尽的责任推卸得太多。这样，宏观研究尤其是涉及立法和政策制订方面的薄弱环节在以后可能变得更为明显。又说，“贫富不均”已使得不少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见异思迁，这种趋势如继续下去，中国以后将会为之付出高昂代价。澳大利亚学者的这些看法，是值得我们特别是决策当局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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