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中，关于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有很突出的位置。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开始作为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舞台。大工业迅速发展这一历史运动，也引起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大批农村手工业工人，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而一些旧城市的布局由于不适应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则需要拆除或改造，于是，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住宅缺乏现象。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在1872年2月到3月的《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提出解决住宅缺乏的方案，而其要旨在于要把蒸汽机、纺织机以至全部现代工业统统抛弃，返回到旧日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米尔柏格对旧生活方式的没落，流露出无限眷恋之情，把大工业发展造成的历史的巨大进步，描绘成是可怕的倒退。他说：“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说，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倍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所加以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集中点，即自己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风卷走……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26）。
对这一套动人的议论，恩格斯批评说：“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正好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为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27）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28）
同是出于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状况的同情与关注，但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对于这种由大工业发展而造成的贫困化进程抱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恩格斯充分肯定这一进程的历史进步性。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走向真正解放的必经之路、前提和条件。表现出伟大的历史主义精神；而蒲鲁东主义者则站在反历史的立场上，为旧生活方式的没落演唱一首无可奈何的哀歌，整个理论“浸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恩格斯语）。这种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观点的对立，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大工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历史正当性的不同理解。
在恩格斯看来，大工业的发展虽然把工人阶级推到了更加贫困的地步，但它却割断了“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使工人阶级由此而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它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获得最后解放的必要的一步。因此，大工业的发展及其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当的、合理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历史的必然进程的必要的一环。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怜悯或忧伤，不是对已失去的旧生活条件的怀念或眷恋，而是要从中认识历史发展中那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并充分利用大工业发展这个经济革命所造成的条件，去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
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评价历史运动的一个范例。它首先着眼于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对一切具有历史正当性的事物，都给予充分的理解和重视；它摆脱了一切庸俗的世俗的观点，站在历史发展、进步的立场上，以博大的历史眼光，去看待历史长河中的兴衰变迁；它不从纯粹的道德观念出发去评价人们一时间的恩恩怨怨，把目光注视在“历史的不自觉作用”上，把从历史必然性中所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巨大力量，都视为正当的历史力量，从而摆脱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那种不可克服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对以往人类历史的每一进程，都做出公正的历史评判。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敢于正视和承认历史中的矛盾现象，因此能够充分辩证地看待历史。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在矛盾和对立中前进发展的，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极大的牺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历史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人类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而伴之而来的却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铺垫着多少万人的白骨，但它却是一个新纪元的曙光，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杀戳了关东多少万人民，但由此开辟出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统一道路。这些历史进步都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它残酷、血腥，甚至“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是人们无法忍受的痛苦；另一方面，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去看，它们又都是历史前进中必要的一环，顺应着历史前进、上升的总趋势，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残酷、血腥牺牲和历史进步，是历史运动中两个并存而矛盾的因素，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正是历史本身的这种矛盾性质，使许多历史理论在面临这些历史现象时，显得一筹莫展，因而企图去回避矛盾，消弥矛盾。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充分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从不回避事物的矛盾性质，并善于同时抓住历史事物中那些并存而又矛盾的历史现象，把它们统一在一个辩证的解释之中。恩格斯在给《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一篇书评中说：“应该承认，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条件的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恐惧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29）马克思的这一功绩，正是反映了他的历史主义理论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历史评价，无不充满着这种辩证性质，如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它“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30）它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奴役，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的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另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而且在马克思的评价中，这两个方面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写道：“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于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31）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态度，根源于他们对历史本身辩证性质的充分理解，根源于他们极其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不会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2）
恩格斯指出：“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33）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超越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充满的可怕的兴衰变迁，站在一个宏伟的历史基点上，去看待历史的前进运动。进步与牺牲，历史运动的这两面性，既是历史本身所固有，就应该为人们和历史学家所接受，而“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34）接受矛盾，承受矛盾，给历史以辩证的历史的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
注释：
①《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94页。
②广义的历史主义，亦适用于对自然史的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历史主义，仅限于社会历史的范围。
③请参阅拙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175页。
④过去人们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唯物史观的核心，是不够恰当的。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而阶级斗争理论只是关于阶级社会的一种理论观点。人们一般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归纳看作是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性表述，而那段话则恰恰没有谈到阶级斗争问题。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⑥《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600页。
⑧在以往的研究中，宁可先生曾提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的思想（参见《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戚其章先生曾提出历史主义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是“关于历史联系的科学”的观点（参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关于历史联系的科学》，《东岳论丛》1983年第3期）。本文所提出的观点虽然和他们有所不同，但受到了他们的启发和影响。
⑨吴江：《历史辩证法论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⑩《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74页。
（11）侯鸿勋：《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Ⅰ，第474页。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Ⅰ，第474页。
（14）《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Ⅰ，第477-478页。
（15）参阅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1期）一文和拙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296-30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20）这一观点，还可以在列宁的书中得到印证。列宁说：“为了解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有些国外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历史主义这个术语的定义，就是根据列宁的这段话作出的（参考《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1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一文）。这种解释，也是把关于历史联系的思想，看作历史主义的核心。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1页。
（23）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页。
（24）请参看拙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05-30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
（26）转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6-477页。
（27）据圣经传说，被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路途艰难和挨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7-47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5-25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卷，第39-4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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