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计量论
近代社会科学，很重视天下事物的质、量关系。古代的事物因已消逝，难以求得准确的量，故历来即因其大略而描述其质的变化。二次大战后，计算技术大有发展，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开始提倡计量研究。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也为发展计量研究提供了技术基础。
面对这种趋势，过去那种初级描述性统计数字显得有点简单了。从前那些考古学中描述事物特征的说明和论证，尽管还可以认为是有用的，但的确受到定量化和精确化的冲击。
对数据资料进行数量分析可找出研究对象中相对稳定的界限，其结果通常用统计图表或数学公式表达，最后是制作各种数理模型，开展对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与进程的模拟研究。这是以相似形理论为基础，从考古资料中抽出某些相似的方面，通过模型模拟原型来认识文化现象及其过程。
适当的定量处理，能从同样资料中获取更多的、更准确的信息。可供机器辨读的成套资料的归纳整理，减少了资料阅读的负担和理解上的随意性。在某一假设的形成过程中，它可以成为连接事实与假设的媒介手段，并以验证和说明来代替例证和说服。这对否定个人偏见有强大能力。这种定量处理的最大收获则可能是由此产生出的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乃至新的理论。
计量方法与考古学中的分类、分期工作关系较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首先作了尝试。1984年，朱乃诚用古典概率概念判断渭南史家仰韶墓葬的相对年代次序（24）。其基本程序是：先定出最早的和最晚的两组典型器物，然后计算每种器物与这两组典型器物共存于某一墓葬中的相对频率，据两频率的数额差等级，将器物分为三期，再根据每个墓中所含三期器物的组成情况，把所有墓葬分成六期。但实施这种方案有一必要前提，即各种器物的型、式分类必须精确，而这种型式的认定恰恰是非计量的，只是凭借操作者的观察和经验来确定。
1985年，陈铁梅用多元分析中的聚类方法再次对史家墓葬的相对年代关系进行研究（25）。他在对原始资料作了筛选后，只依器物特征将墓葬分类排列，最后才以地层验证分期结论。朱、陈二人都对传统的分期方案提出了批评。
1989年，陈铁梅等人又用数学分类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河南夏、商时期的陶豆重新分类（26），全部计算都在计算机上实现。作者承认，这种分类不能排除主观性，如选取何种属性作分类标准，所选诸属性的地位是否平等，等等。尽管如此，整个分析过程是严格按数学规则进行的，其结果是定量化的。
1988年，黄其煦实现了"计算机考古序列分析系统"，可根据考古遗迹内所出器物的型、式分类编码，在计算机上实现这些遗迹的分期。但其前提依然是考古学者根据形态学原理而确定的型、式分类，其结果同过去使用初级统计方法取得的结果不会有很大出入（27）。所以，这个项目的主要价值不过是多了一种检验方法，可以节省一些人力。
一种大胆的尝试是李科威（1990）试图研制"计算机考古类形学分析系统"，以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实现形态学的主要功能，如分析对象的时、空判定（28）。但计算机工作的基础，依然是分析对象的接近客观事实的型、式分类。而且，形态学是习惯于凭直觉分类，计算机却要求对器物作明确肯定的数值化记录，这两种思维方式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如何处理描述性特征的数值化以进行计算机数值运算，以及考古学术语的标准化、统一化等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的实现至今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
已有实践表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任意使用这种方法，将使有些结论十分平庸，表达方式也将愈来愈抽象、难懂；完全迷恋此种方法，甚至可能忽视和否定非数量形式的其他证据。事实上，只有将数量形式的统计资料和可能获得的其他资料结合在一起作研究，才能得到接近正确的结论。
计量方法的优点是在研究分析对象的数量形式时，能排斥直观性、经验性和由此发生的随意性，但不能弥补资料的欠缺和解释的不足；许多不能以计量来表示其特征和价值的人类活动，也不能依靠计量技术来了解。因此，考古学家应当利用计算技术，又要清醒地看到它的局限性。
七、技术论
考古学在研究人类历史时，以历史上的技术为对象，就产生了技术考古学，或称科技考古学；为获取人类历史的有关信息，又需一定的技术为手段，便有考古技术，或称考古科技。这里着重谈有关考古科技的问题。
新技术可以对旧观念造成冲击。19世纪中叶，地质学家把人类的年龄前推到数十万年以前，立即摧毁了基督教堂和大学讲坛中的年代学，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近40年来，考古学中的科技革命已经发生。50年代碳十四技术测出马耳他神庙比金字塔的时代早，巨石文化亦早于迈锡尼文化，于是，建立在西欧文化是由中东传入这种认识之上的欧洲史前文化发展谱系受到了致命冲击。显然，考古年代学的发展必然影响考古学的传统观念和理论思维。今天，热释光技术、原子核加速器、电子共振谱仪、穆斯堡尔谱仪等年代测定技术已使考古学获益匪浅，利用天然放射性同位素铀与其子体核素平衡的破坏与重建的铀系测年方法，还可能建立起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新技术又使考古学获取了许多过去无法得到的人类适应生态环境方面的新信息。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新技术创造了这种新信息。
在这方面，1984年，蔡莲珍、仇士华提供了一份运用碳十三测定技术了解古人食谱和动物摄食习性的报告（29），认为半坡、北首岭、陶寺等地新石器文化的农作物以小米（粟）为主，四川的普格以水稻为主。这一结论与考古发现基本相符。于是，在研究古代人类的摄食情况乃至农业起源、动物驯养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手段。
此外，金属制品、陶瓷器的微量元素分析，为确定它们的原料产地，并进而研究当时的制造业、贸易、交通和文化交流，开辟了诱人的新途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铅同位素比值法确定某些殷代青铜器中含有来自云南的原料，为考古学家理解那时的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佐证。穆斯堡尔谱分析技术可以提供陶片的历史先后顺序，甚至可以提供绝对年龄。陶片的烧制方法以及烧制时达到的最高温度，亦可通过有关技术测定、分析出来，古陶产地亦将因此而得到重要的追踪线索。新技术所提供的更为准确的产地信息，必将影响到仅从形态学分析中得到的关于文化关系的认识。
正因科学技术所获得的巨大进步，考古学家比过去更需要借助于理化技术。不过，考古学家还是在通过研究古代的物来研究古代的人，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取代人文的方法。考古学家依然是在研究人类历史，依然还是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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