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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10)


    【6】可园有“文化”和“文明”两个班子。悦来也有自己的戏班。1909年,悦来雇著名演员杨素兰组织同乐班(1909年8月6日和12月15日《通俗日报》,“成都新闻。;李英:《旧成都的茶馆》,2002年4月7日《成都晚报》。第17版)。不过戏班的流动性还是颇大,例如悦来茶园1910年的广告中,何喜凤二月初四在那里演出,但同一天另一广告又预告其于同月十九日在青羊宫劝业会戏园演出(1910年3月28日《通俗日报》,“告白”)。
    【7】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79页;1910年2月20日《通俗日报》,“成都新闻”。我没有发现任何1900年以前的茶馆戏园的记录。根据1950年档案资料,称悦来在43年前设立。见《成都市文化局档案》,成都市档案馆藏,124/2/1。在晚清,悦来茶园的舞台称“悦来戏园”,旋改名为“会场戏园”,1917年更名为“蜀都第一大舞台”(1917年3月31 日《国民公报》,“本城新闻”)。后又回归“悦来”原名,但改的时间不详。
    【8】地方报纸充斥着这些广告。如1912年7月19日《国民公报》便有四则广告,两个是关于木偶戏,预告每天上午9点在清音剧场演出。另一广告是大观茶园演地方戏,称茶馆设有优雅的特别座。广告称,在辛亥革命前,茶馆花费巨资从川外聘戏班,“其座次宏厂[敞],茶品清洁,演法神妙,情趣可观,早为各界赞许”。但革命爆发后停演。现革命成功,茶馆将继续演出。第四个广告是芙蓉影戏茶园(原芙蓉茶社),宣布在装修后增加了新节目。
    【9】茶馆称“园”者有很多是演戏之地,但有人称“茶园”是戏院不是茶馆(陈茂昭:《成都的茶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年,第180页),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例如,1929年成都共有641个茶馆,其中至少有90个冠名“茶园”,但大多数并不演戏。由于这个统计中的许多茶馆并未给出全名(如“悦来茶园”可能只称“悦来”),因此实际茶园数还可能更多[《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民国时期),成都市档案馆藏,93/5/1046]。
    【10】J.伊万斯(John Evans)是这样描述茶馆戏园的:“任何茶馆在屋的一头加上一个台子,都可以变为一个剧场,不用幕布,没有楼厢,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不用布景和道具,场景靠对话来描述”John C.Evans,Tea in China: The History of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P.64]。有研究发现在上海,很长一段时期茶馆和戏院都是“合二为一的娱乐场所”,提供地方戏和其他演出[Zhen 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 love’and the Question of Early Chinese Cinema,”in Yingjin Zhang(ed。),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jn Shanghai,1922—1943(Stanford: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1999),pp’32—34]。
    【11】此君:《成都的茶馆》,1942年1月28、29日《华西晚报》,第2版;屈小强:《竹琴绝技贾树三》,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第153—156页;李英:《旧成都的茶馆》,2002年4月7日《成都晚报》,第17版;作者采访熊卓云(89岁)记录,2000年8月9日于熊家。
    【12】此君:《成都的茶馆》,1942年1月28、29 日《华西晚报》,第2版;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版,第225页;罗尚:《茶馆风情》,台北《四川文献》1965年第10期,第22—23页;张达夫:《高把戏》,《成都风物》第1辑,1981年,第109页;Di Wang,Street Cu1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80。
    【13】这里“杂技”是指各式各样的表演技艺,并非单指今天所称的“杂技”。
    【14】《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民国时期),成都市档案馆藏,93/2/3282;罗尚:《茶馆风情》,台北《四川文献》1965年第10期,第22页;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84—185页;张恨水:《蓉行杂感》,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15】罗子齐、蒋守文:《评书艺人钟晓凡趣闻》,成都《龙门阵》1994年第4期,第61页。在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中,我描绘了钟晓凡是如何吸引听众的(Di Wang,street Cuhure in Chengdu:Publie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l— tics in Chengdu,1870-1930,PP.78—79)。
    【16】周止颖:《新成都》,第225页;海粟:《茶铺众生相》,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第143页。
    【17】鄢定高、周少稷:《身带三宝,无人可敌—记成都评书艺人张锡九》,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掌故》第1辑,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388页。
    【18】谦弟:《成都洋琴史略(三)》,1941年6月2日《华西晚报》,第2版;李子聪:《四川扬琴‘堂派’的由来和发展》,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掌故》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扬琴也有自己的组织“三皇会”,每年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聚会。三皇会资金来源有三个途径:会费、罚款、捐献。每年选5人作为会首。在晚清,扬琴分为两派,风格不同。南派在皇城的东华门一带、北派在童子街一带演唱。当北派面临生计困难时,其作品很受观众欢迎的川西名家黄吉安拿出他的新本子,生意立即改观。后来,南派也采用了黄本。晚清扬琴艺术得到极大发展[谦弟:《成都洋琴史略(三)》,1941年6月2日《华西晚报》,第2版;谭清泉:《黄吉安》,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1辑,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周止颖:《新成都》,第220一221页]。据说扬琴创始于一个从沿海被流放到成都的知县,由于唱法来自沿海,所以又叫“洋琴”(作者采访熊卓云,2000年8月9日于熊家)。另一资料有类似说法:明末李阳,“世家子,聪颖过人。其先祖来自广东。李年少倜傥,能歌善琴,尤喜涉足歌场,时蓉城鲜有不识李生之歌名者。以是得妇女欢,为人忌妒诬控,流戍西康。李乃自制丝桐,以指敲弹,铿锵可听。谱人间传记,及历史可歌可泣事,严冬盛暑,未尝稍辍。其后指为冰断,乃改用竹签击之,边城歌场,耳目为之一新。未几传人成都,流行一时。”(迪凡:《成都之洋琴》,台北《四川文献》1966年第5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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