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人口居住方式和社区的研究。李天纲在以"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为题的论文中，剖析了近代上海租界社区的演变与社会结构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上海租界初辟时形成的"华洋分居"隔离式社区，是中西两种社会文化制度、习俗、观念悬隔太深的表现。19世纪50年代大量难民的涌入，使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居"迅速演变成"华洋杂居"和国内移民"五方杂处"的开放型社区。但是，"华洋杂居"初期形成的以外滩为中心的外侨区和广东路独立华人社区，仍体现中外隔离的模式，表现为中西文化两极的各自繁荣。19世纪后期福州路一带的兴起，奠定了上海租界社区"华洋杂居"的一般性模式（52）。
张济顺的研究选取了上海最小的社区单位--里弄。她认为，上海开埠后中外移民的涌入使土著世家聚族而居的传统型里弄演化为以社会阶层为判的近代里弄。上海"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居住结构，也表现为里弄居民构成的特征，同籍移民即使居住相对集中，也未形成封闭里弄。就社会功能而言，里弄表现为功能俱全的都市社会基层生活组织。尽管近代历届政权都千方百计把里弄纳入市政管理系统，但是这种社会组织自在、无序和无政府状态始终未得到根本改观。她认为，这种社会功能健全的里弄正是上海近代化不充分的表征，是城市社会生态极度不平衡的产物（53）。
社区是城市社会生态结构的集中体现，但目前对其研究却极为薄弱，尤其是有关我国城市社区的变迁及其结构模式，我们尚缺乏明确的认识。这是城市史研究面临的一大课题。
四、关于城市政治与城市文化
在城市史研究中，由于视角的变换，对城市政治的研究常常显示出对以往政治史研究传统的突破。关于近代城市政治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央政权与城市的关系，即政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一般讲，传统时期的中国城市，稍具规模者便属一定等级的政治统治中心，专制政权对城市的影响力远在经济力量之上。近代城市化一个最大转变就在于二种作用力量位置的颠倒，经济力量成了推动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政治对城市的影响仍然无时无处不在。天津的学者认为，开埠前的天津，其功能已超出一般府、县，是作为首都的附属城市而存在的。开埠后的天津迅速摆脱首都附庸的地位，演变为华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清末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心一度移至天津，北洋政府时期有"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之说，都反映了天津在该时期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天津城市的特殊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54）。上海学者对30年代上海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也有类似的评价："南京是幕前，上海是幕后"（55）。这是近代大城市与政治中心之间关系的一种类型。至于这种关系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则需进一步研究。四川学者在论及政治对近代重庆的影响时认为，直到近代权力政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有时往往超过经济因素。一般说，城市规模大小与驻城市政权机构的级别高低成正比。他们认为，民初以来重庆行政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行政辖区的不断扩大，大批社会上层人士的迁入定居，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对城市建设产生明显影响（56）。
（二）市政管理的近代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作者认为，上海市政管理的近代化起源于租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政管理机制的引进。这种市政管理制度的近代化过程，不仅表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权结构的确立，而且还表现在市政管理方法的近代化上。20世纪初兴盛一时的地方自治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向租界市政看齐为主要内容的市政近代化运动（57）。四川学者则认为，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重庆市政管理的近代化以及基层行政组织的演变，是与城市近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城区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激增，都导致了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扩大和严密，城市生活的多样化，从而促使行政职能的复杂化（58）。
（三）城市社会控制。陈克对19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社会控制系统的研究，从制度化或规范化的外在社会控制方面，探索了天津城市社会控制管理系统的近代化过程。他认为，开埠后天津城市的迅速发展使以县衙门为中心的传统管理体制难以控制，以绅士势力和民间帮会为代表的非官方控制系统得以迅速发展，功能得到充实，可是，城市的不断膨胀使新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传统控制体制越来越显露出局限性和弊端，城市走向失控。论者认为，天津现代城市控制体系肇始于"天津临时政府"（即都统衙门），袁世凯督直时期奠定了这一控制体系的基础。但是，旧的控制体制仍能发挥效用，新体制的局限性也慢慢暴露，二者互相消长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妥协。在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传统控制模式表现出一定的适应能力，结果是控制中心下移，形成发达的民间控制系统。这一系统强烈的社区色彩和松散的组织形式极大地限制了控制作用的发挥，必然要被新的、更严密的控制系统所取代。但是，传统控制系统在城市中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成为中国城市控制的一种特色（59）。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的评价，有人认为民间社团组织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调控作用，终于导向20世纪初的城市地方自治运动；也有人认为，城市移民组织干预城市事务，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经济对地方权力的自发分割，不具备近代城市管理的意义（6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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