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总结南唐前期的虚心纳谏、重用人才，大得君臣之际。烈祖李昪要建立南唐的稳固天下，必须安抚拉拢吴政权的勋旧，也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基础，因而他极重视人才的发现与招揽。当他还只是升州刺史的时候，就“招延四方士大夫，倾身下之”；辅吴政时，“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及琴奕游戏之具，以延四方贤士，政事之暇，多与之讲评古今”（22）。南唐建立后，李昪更重视“招徕四方秀杰”（23），下诏“三事大夫其为朕举用儒者”，于是“四方豪杰多至”（24）。可信用者则恭礼有加，对宋齐丘即为一典型。李昪称呼他一向“字之而不敢名”，而“一语不合，（齐丘）则挈衣笥望秦淮门欲去，（李昪）追谢之乃已”（25）。李昪亦颇保乃父之风，“接群臣如布衣交”（26），“听朝之暇，多开延英殿，召公卿议当世事，人皆欣然望治”（27）。在这种气氛下，人臣敢言，人主亦颇能纳之。宋齐丘建言讲典礼、明赏罚、礼贤能、宽征赋；常梦锡建言简易法度；萧俨谏言禁卖子女等皆一一采纳，御史张义方谏正过失词皆谠切，而李璟亲礼，赐衣以旌直言（28）。陆游十分欣赏这种君臣关系，喻之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君视臣如腹心”（29）。陆游这里表现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心态。自宗法制度结束以来，文化与社会权力日渐分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其地位越来越低下。但他们总在力求与统治者保持一种相对适度、恰当的关系，既不丧失尊严，又能发挥作用。即所谓“得君臣之际”。陆游在《孙忌传》“论”中说：南唐“区区江淮之地，有国仅四十年，复亡不暇，而后世追考犹谓国有人焉！盖自烈祖以来倾心下土，士之避乱失职者，以唐为归”，“是诚以得士矣。苟含血气，名人类者，乌得不以死报之耶！”理解了陆游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也就理解他何以发此感慨了。
第三，深刻总结南唐亡国教训，为南宋政治提供借鉴。传统的观点认为南唐是因其弱小被敌国之强大败亡的，陆游对此却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南唐本是强国，于同时割据诸国中居可为之势，极有建立统一大业之可能。造成南唐最终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陆游最强调的亡国之鉴，则是南唐的寄用非人和党争内耗。卷十《李金全传》中陆游记曰：“闽楚之役用事者皆少年，不更军旅，复相败踵。周人乘我疲敝，攻取淮南，国势衰削，不能复振”，让这样一些人掌握军队，“用师闽楚犹丧败若此，若北向而争天下，与秦晋赵魏之师战于中原，角一旦胜负，其祸可胜言哉！”卷八《朱令赟传》“论”亦说：“金陵之被困也，以守备任皇甫继勋，以外援讨朱令赟。继勋既怀二心，而令赟孺子，复非大将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间死，卢绛得当攻守之任，胡则，申屠令坚辈宣力围城中，虽天威以临之，岂易遽亡哉！”
南唐有国几十年，新旧权贵之间、南北势力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激烈复杂的争权夺利斗争。最高统治者利用这种矛盾冲突来牵制平衡各种势力的消长，以巩固李氏政权的稳定。但是二律背反规律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无情：内部斗争在便于李氏控制各种势力的同时亦必然大大削弱南唐的统治力量。在割据政权林立的外部环境中，在中原强国统一战争的强大攻势面前，内耗客观上起着帮助敌国，加速南唐灭亡的作用。陆游著作中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对受党争排挤的正直人士他亦表示深深的同情，在卷十二《朱元传》论中他这样写道：“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纲纪，而后其国从焉。方是时，疆场之臣非皆不才也，败于敌，未必诛；一有成功，谗先杀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敌，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陈觉，冯延鲁、查文徽、边镐辈，丧败涂地，未尝少正典型；朱元取两州于周，兵将遯之，时固未为雋功，而陈觉已不能容，此朱元之所以降也。”党争内耗使国家“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当于是观之。”南宋真正抗战的人也总是受排挤的，陆游自己就深受内部斗争的祸连，曾以主张用兵罪而被罢官（30）。南宋的党争与南唐一样酷烈，南宋抗战派的命运与南唐志士如此相似，难怪陆游的感叹是这么痛心疾首了。
三秉史家公正之笔，客观评价历史人物
陆游治史能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他认为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应当“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谀词；以众论所存，刊野史小说之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31）。他还有诗以言此志：“古人已死书独存，吾辈赖书见古人。后之视今犹视古，吾书未泯要有取”（32）。所以陆游能将南唐人物放进特定历史环境中较为辩证地全面地对待。如写李后主，并不为尊者讳，尽写后主的生活奢侈、遇事无断，难逃亡国之罪责。但同时陆游并不因后主是亡国之君就将全部罪责推诿于他，否定他的一切。陆氏笔下的后主颇令人同情：作为元宗李璟的第三子，他本无做人主的思想准备，倒是因“貌有奇表”而见忌于长兄，终以二兄皆早卒而登基。早年为避祸他潜心经籍，才华横溢、纯孝仁厚，却并非帝王之才。命运推他上了帝王宝座，而给他提供的时代背景却是外有强国兼并、内承“国势衰削、帑庾空竭”。后主于此艰难之中尚能省刑罚、蠲赋息役以裕民力；能为国忍辱，“尊事中原，不惮卑屈”，使“境内赖以稍安者十有五年”，所以当“殂问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这样分析了李煜一生后，陆氏评论曰：“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33），可谓公允而有所据。又如开国元老宋齐丘罪死，马令曰“萌窥窃之计”，《江南野史》谓周世宗恶之，威逼南唐灭除。陆游于齐王传中曰：“予论齐丘事，尽黜当时爱憎之论而录其实”，“齐丘败时，年七十三，且无子，若谓窥伺谋篡窃，则过也”其人非能决胜保境者，“且世宗岂畏齐丘机变而间之者哉”，他认为齐丘死因有二，一在“特好权利，尚诡谲、造虚誉、植朋党，矜功忌能，饰诈护非，富贵满溢犹不知惧，狃于要君，闇于知人，衅隙遂成，蒙大恶以死”，二是死于党争，“盖钟谟自周归，力排齐丘，杀之。故其党附会为其说，非其实也”。陆游的公正客观还表现在他虽身为宋之臣民，而著史并不为宋讳。他写宋太祖言而无信，南唐卢绛能战，“金陵破后，诸郡皆下，绛独不降”，太祖遣使以“铁券誓书”召之，后又恐难为已用，“斩于西市”（34）。伐南唐的宋军动辄“屠城”、抢掠财物、对坚决不降的南唐宋将“腰斩其尸以徇”（35）。以上已足见陆游记史的公正之笔。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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