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便在中国兴起。七十年间，中国历史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间，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经历了接受影响、主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几个阶段。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史学研究的水平是提高了，从摆脱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的束缚，到建立中国历史学的科学体系，成绩是十分重大的。但就局部来看，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没有认真掌握和深刻体会，在运用中就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现在回过头去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对今后历史科学的研究或许是有益的。几年前，我曾经对史料和理论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目的也是想回顾一下几十年来我国史学研究的得失。本文想综合我对这个问题的曾经有过的观点，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认识进行一些研讨。望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
从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中国历史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为，历史学在中国是一门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封建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五四运动以前是一统天下，即使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史学界仍然是基本沿袭了封建的史学方法。资产阶级史学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不发达，并没有发生过足以对抗封建史学的局面。不论是梁启超、胡适，还是蒋廷黻等辈，都为在中国发展资产阶级史学作过努力。梁启超对封建史学曾经作过有力的抨击，他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他认为，中国史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①胡适曾经提倡整理国故，即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曾经说过，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②蒋廷黻则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提倡新史学，即主张用欧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以上这些提倡对中国封建史学当然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并没有出现像样的资产阶级史学著作；另一股新兴的势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由李大钊传播和介绍的。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也是比较彻底的，正如他在《史学要论》中指出的，《史记》、《二十四史》、《紫阳纲目》、《资治通鉴》等书籍，"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并且指出："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是社会的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个表述，已经基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说清楚了。但是，李大钊由于过早离开人间，未能亲自在历史研究中进行实践。加上李大钊牺牲后一段时间，严重的白色恐怖，使李大钊的真知灼见未能及时地传开去，并对历史科学产生明显的影响。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郭沫若在《自序》中说，他写此书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响导"的。并说恩格斯的著作于作者写作此书"有莫大的帮助"。他要谈"国故"的"夫子们"在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的著作时，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好"轻谈"国故的。可知，作者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驾驭自己的研究实践。在这之后，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才初步蔚成气候。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拓前进，成了中国史学新兴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仍是处于新生的、发展的阶段，人数和成果都远不如封建史学那样多。加之历史条件的限制，即战争环境，以及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这批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受到资料和环境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不可能有更多地涉猎。"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先读经典著作和世界历史、外国历史。"④出于革命需要和理论勇气，这批先驱者确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打开了极其宽广的前程。但不可讳言，当时的所谓外国历史大多是指苏联历史家的著作，而经典著作影响较大的自然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联共（布）党史，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大量接触到的西方历史文明，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则大多没有机会接触到，资产阶级学者的史学名著，能够读到的也不多。他们急欲从经典著作中猎取真理，而为猎取真理所提供的经典著作的选择和比较却是如此之少，他们不能不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局限。只是这一派的史学思想是进步的，他们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即提倡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且，通过他们本身的历史研究实践，证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确实是行诸有效的，纠正了旧史学只是研究一些零星的局部的历史事件的传统。诸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秦汉史》等等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由于他们都身体力行地在史学界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这个重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学流派逐步成为我国史学研究队伍中的主流流派。
如上所述，资产阶级的所谓"新史学"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而且这一派在史料的考证和运用方面，从来就没有和封建史学方法划清界限。胡适的《水经注》研究和《禅宗史》著作，都着力于考据，其考据方法本身很难区别于封建史学。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史学，就其方法来说，封建史学方法（即在直书、考据、体例方面下功夫）仍然是占主导地位。封建史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注重史料，就事论事。因此，把掌握史料、考证史料作为唯一的途径。显然，要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光有这一条途径是不行的。封建的史学研究方法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挑战是必然的。但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这种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很有限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队伍并不大；二是他们的史学研究必然要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来不及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进行总结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在中国还不可能系统地建立起来。新中国建立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取得，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的改造也就成为可能了。不过，这个改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十年间，在改造旧史学方面取得重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失误，有时甚至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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