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儒家经学十分繁盛，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并对其他各种学术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史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来不少消极因素。对此应做出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评判。
一
经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末年，孔子删定"六经"（汉代亦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其为教材，从事私人讲学，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禧之属，皆受业子夏之伦，为王者师。"①战国之世，儒家与墨家并称显学。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②，其中以孟氏（孟轲）、孙氏（荀况）影响最大。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尊崇法家型名法术之学，对儒家则大打出手，焚烧经书，坑杀儒士，禁止私藏、私授《诗》、《书》等典籍。
秦始皇这一举动，既使经学损失惨重，也使史学蒙受厄运。经书之中，《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更是以《春秋》为纲的典型的编年史），《书》（《尚书》）则是一部偏重记言，带有政典性质的历史著作，《诗》（《诗经》）、《礼》（《周礼》）、《仪礼》）、《易》（《周易》）亦保留了大量历史资料。这些著作被禁毁，无疑是史学的损失。另外，非秦国所记的史书同时罹祸被焚，更是有碍于史学的发展。
西汉王朝建立后，儒家经学开始复兴。经过叔孙通定朝仪，最高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重要性，有意推崇经学。汉高祖刘邦曾到曲阜祭祀孔子。惠帝时废"挟书之律"，儒生们根据师说，写成经书定本，教授生徒，孔子九世孙子襄还当上了博士。吕后掌政时，儒生浮丘伯在京师传授《诗》（《鲁诗》），楚元王刘交派儿子刘郢客与申公（培）一起前往学习，文景之后，最高统治者进一步广开献书之路，着力搜求旧典，表现出对经学的特殊兴趣。"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③文帝还立《诗》（《韩诗》）博士。至景帝即位，又立《诗》（《齐诗》）博士和《春秋》博士。申公弟子王臧因明《诗》为太子少傅。武帝登基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章六经，兴立太学，重用儒生。他深感"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④。此后"百年之间，收积如邱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⑤。随着经学的繁盛，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重视学术文化事业的良好氛围，这有利于史学的发展。唯其如此，"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才可以"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⑥，刘向也才可以获得校书撰史的机会和条件。另外，大部分史家也都是在接受儒家教育，研习各种经典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有的既是史家，又是经学大师。
众所周知，修史离不开历史事实。《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记事有赖于史料，它是历史著述的凭证和前提。儒家经典的复出，众多经学著述的涌现，为历史著述准备了大批资料，而这些资料在秦火以后又显得特别珍贵。司马迁著《史记》，采录至为宏博，但主要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⑦，即以六艺经传为基本资料，尧、舜、夏殷、周诸纪，三代、十二诸侯两年表，齐、鲁、燕、晋、宋、卫、孔子诸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更是如此。司马迁本人于《殷本纪赞》中也指出："余以《颂》次契之文，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他还把"考信于六艺"⑧作为选择和解释史料的一个标准。刘向编撰《列女传》，亦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而成⑨。如卷一《母仪传》今存的14篇传记中，有9篇主要采自经传。
史家们创立的史书编纂形式，也有不少取资于经学著作。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纪传体的编纂形式，其体制结构的形成，曾深得经学之沾溉。唐代刘知几指出："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⑩近世梁启超、范文澜进一步论及《史记》体制结构与经学间的渊源关系。梁启超说："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11）范文澜说："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12）这些说法都是很有见地的。另外，《史记》的论赞（"太史公曰"），形式上亦仿自《左传》的"君子曰"。刘向编撰《列女传》这部我国最早的妇女通史和独立的传记体著作，也曾吸收了经学著作的合理因素。各传虽独立成篇，首尾完具，但又是选取一个或几个事迹去写，别的仅用一语或数语略记，近似随举一事而为之传的《左传》传经之体。在文风上，《列女传》甚有《谷梁传》清而婉的影子，清丽简约，朴实明达。同时，除了引《诗》证事，各传末尾皆以"君子曰"、"君子谓"来阐述己见，毫无疑问，这里采用的是《左传》的模式。清代章学诚说它"引风缀雅，托兴六艺，又与《韩诗外传》相为出入，则互注于《诗经》部次，庶几相合"（13），是有一定道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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