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不久，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37），并未将史书独立一类。随后，刘向、刘歆成《七略》，将史书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下。这固然也是由于史书数量较少，且与《春秋》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史学地位的降低，史家对经学标准的普遍认同。在负责校书的过程中，刘向还以经学的角度，判断史书的价值。例如，他说《战国策》虽语言"可喜"、"可观"，但却"不可以临国教化"（38）。
西汉末年，扬雄也给了史学以很低的评价。扬雄以当代孔孟自居，力倡宗经，对儒家经典极致推崇。《法言·吾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扬雄还强调："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之者，恶睹其识道也？"（39）比较起来，他对史书的看法就不太怎么好了。他曾校理群书，兼"知史务"，续《史记》（续写的是宣帝到哀帝、平帝时的历史），并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对司马迁其人其书没有完全皈依儒家经典之旨，多有微词。《汉书·扬雄传》载，"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不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这里扬雄不仅是对《史记》不满，也是对所有未起到道德批判作用的史书的不满，表现出经学尊于史学，优于史学的偏见。
进入东汉以后，史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却依然笼罩于经学的影响之中。班固著《汉书·艺文志》，一依《七略》，将史书附列于六艺略春秋类下。史学仍居六艺之末，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家经学受到冲击，史学才从经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飞速发展，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史书数量激增，质量也有显著提高。不过，在我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只是都不如西汉和东汉之时那样突出，那样浓烈罢了。
注释：
①③《史记·儒林列传》。
②《韩非子·显学》。
④（37）《汉书·艺文志》。
⑤《七略》（姚振宗辑本）。
⑥⑦（24）（28）《史记·太史公自序》。
⑧《史记·伯夷列传》。
⑨（34）《汉书·楚元王传》。
⑩《史通·列传》。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校仇通义·汉志诸子》。
（14）《汉书·董仲舒传》。
（15）清代吴骞（校《列女传》）、孙志祖（《读书脞录》）、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等均持此说。
（16）范文澜：《正史考略》第4页，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
（17）桓谭：《新论·识通》（严可均辑本）。
（18）《通典》卷二十一。
（19）《隋书·李德林传》、《史通·六家》并引。
（20）《孟子·离娄下》。
（21）《国语·晋语七》。
（22）《左传·昭公二年》。
（23）《孟子·滕文公下》。
（25）卫宏：《汉旧仪》（孙星衍辑本）。
（26）（32）《汉书·司马迁传》。
（27）《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
（29）《史记·孔子世家》。
（30）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第3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九。
（3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第18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
（33）《汉书·元帝纪》。
（35）《七略别录》（姚振宗辑本）。
（36）《汉书·宣元六王传》。
（38）刘向：《战国策书录》，《全汉文》卷三十七。
（39）《法言·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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