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近代以来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往往伴随着对传统史学的过激否定，战国策派也不例外。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他们固然看不上眼，对司马迁以来的中国传统史学也是一概否定：“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灭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上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见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世的所谓史者，都逃不出此格式，甚至连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的衰退一泻千里，真可警人！”（27）雷海宗甚至断言，五十年后，西方史学界也“必要呈现司马迁史的没落形态”。（28）五十年后的今天，读到这些言论，难免令人哑然失笑。
客观历史是无限的，任何一种理论，纵然有十二分的可取之处，也难免有局限，战国策派却以唯我独是的态度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解决古今中外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就必然导致非科学的结论。此外，从战国策派的史学也可看出，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史学理论目的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介绍内容的取舍又往往取决于介绍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地位，“介绍”时既然带有功利心，“应用”时也难免会触及各社会集团的实际利益，以至是非蜂起。
尽管战国策派在介绍和应用形态历史观方面有种种负作用，但毕竟是他们首先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这种学说。汤因比的理论真正在欧美引起轰动是在1946年《历史研究》节本出版之后，而早在1940年，林、雷等人已在中国的报刊上大谈其文化形态史观了，可见，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界的情况并不隔膜。有容乃大，能及时将一种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历史学界，这便是对中国史学界的挑战，也无疑能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如雷海宗对“上古、中古、近代”式历史断限的质疑，在今天看来也不无道理。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不仅在西方的学术界，而且在社会、政治上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战国策派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如果把史学理论分为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理论，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对前者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后者，西方的历史理论（如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韦伯等）在中国的市场远远大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如兰克、郎格诺瓦、伯因汉等）。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消费对象只能是专业历史工作者，而历史理论的接受者却包括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它的影响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政治的、社会的。其实，既便是中国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对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的兴趣似乎也大于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理论。这又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兴趣从来就不是纯学理的，所以，他们应用西方历史理论所撰述的学术文章也大凡带有干预时政的焦躁气。因此，尽管西方的历史理论“曲高”，而在中国的“和者”却始终不寡，其影响可以是积极的（如唯物史观），也可能是消极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注释：
①“英雄史观”也是战国策派宣传的内容之一。最主要的人物是陈铨，但陈主要的思想来源是尼采、叔本华，而非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虽然斯、汤也鼓吹英雄史观），因此本文对有关英雄史观的论述略而不谈。
②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见《文化形态史观》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46页。
③林同济《形态历史观》，见《文化形态史观》第7页。
④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创刊号，1940年4月。
⑤参见林同济《形态历史观》、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⑥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见《文化形态史观》第25页（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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