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泛孝主义的道德规范论
为服务于其所主张的各项政治原则，《吕氏春秋》又相应地阐述了一些伦理规范。
首先，关于公。《吕氏春秋》主张"贵公""去私"。它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贵公》）天地阴阳是大公无私的，人应效法之而贵公去私。它援引晋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故事，赞扬不私于己，不私于亲而公于国的精神。甚至赞扬不私于国、不私人类而公于天地万物的精神：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贵公》）认为君主只要"虚素以公"，则"小民皆之（往从），其之敌（适）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刑赏不用而教化自成。故"公则天下平矣。"（《上德》）人臣公则"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无公则"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务本》）。儒道法各家皆提倡公。法家贵公于国，儒家贵公于天下之人，道家贵公于天地万物。儒家贵公的思想基础是仁爱，而法家贵公的思想基础则是利己，道家贵公的思想基础则是自然无为的"自适其性"。故法道二冢皆贵公而贱仁。《吕氏春秋》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有相似之处，既贵公又贵仁。
其次，关于仁义。《吕氏春秋》认为，所谓仁即爱其类：
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爱类》）
仁的表现即是便民、利民："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圣王通士，不出于利民者无有。"（皆同上）这就将仁爱落实到急民之所急、为民兴利除害上。
行仁便是义。具体讲，"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者义也。"（《爱士》）《吕氏春秋》认为，统治者行仁义则得民心，得民心则国安固，甚至可止攻于千里之外；并引宋国相司城子罕仁而得民心，以致楚不敢攻宋为例以说明之。它强调仁义为民兴利的实惠性，且不甚言礼，此与墨家相同。但仍持爱的差等原则："论人必先以所亲，后及所疏"（《孝行览》），"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爱士》）此又与儒家相合。故其关于仁义的思想是儒家仁义和墨家兼爱精神的兼收并蓄。
再次，关于忠孝。《吕氏春秋》所谓忠，虽也可用于各种人际关系，但主要指臣对君的尽心竭诚。它竭力赞扬忠臣。何谓忠臣？"忠臣廉士，内则谏其君之过也，外则死人臣之义也。"（《恃君览》）忠臣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敢于直言谏君，如召公谏周厉王监谤，管仲不留齐桓公夜饮酒，皆为忠臣的榜样。二是勇于杀身殉主："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殉之。"（《忠廉》）如卫懿公无道，翟人攻杀之，尽食其肉而遗其肝，弘演自剖其腹纳懿公之肝。《吕氏春秋》多在忠君的意义上使用忠字，与法家相同，与先秦儒家不同，而且鼓吹愚忠亦与先秦儒家不同。这一倾向反映了建立封建一统天下时加强君主统制的政治要求。
《吕氏春秋》特别重视孝。对孝作了系统的论述和极高的评价。它认为，孝有五养、三难、五行、五德。孝的首务是养：
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悦）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交替）进而用之，可谓善养矣。（《孝行览》）
孝的完成有三难：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注："安宁其亲"）为难；安可能也，卒（有终）为难。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同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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