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在个人的命运上，这一规律就明显得多，因为人生短暂，往往在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表现出来。以范蠡为例。“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遂“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越王句践世家》）范蠡其所以辞官而去，就因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大名”即是物盛的标志，盛而必衰，高贵的权势之下潜藏着危机。范蠡“耕于海畔”，“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同上）范蠡为什么又一次归印散财，同样因为他惧怕物盛而衰，“布衣之极”是危险的，到达极点就必然会转化，“久受尊名，不祥”。
在司马迁笔下，大凡明智的人都能以物盛而衰的哲理指导自己的一生。帮助刘邦打天下，出奇计，建良策的留侯张良也如同范蠡。在功成名遂之后，“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留侯世家》）张良也明白“亢龙有悔”的道理，所以愿意弃官而去。很奇怪的是，张良的话“此布衣之极”同范蠡的话竟一字不差，相差几百年的两个人物竟然以同样的语句重复同样的哲理，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同样使人警异的是，范蠡说过的话几百年后韩信又重复了一遍！范蠡自知“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又劝说大夫种及时隐退，说辞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句践世家》）《淮阴侯列传》载：“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轻而易举地抓到了韩信，韩信这时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定，我固当烹！”范蠡说这番话是自己已经醒悟，为了启发别人的觉悟；韩信说这番话则是后悔自己不能早觉悟。这句话所包含的哲理就是“物极必反”、“物盛而衰”，事物到了极限时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只不过在这里，深奥的哲学道理用普通人的话表现出来罢了！
3.司马迁详尽地记载了《周易》给予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首先，司马迁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记述了《周易》的萌芽、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对伏羲、周文王、孔子的功绩各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司马迁认为，《周易》是伏羲和周文王两个人完成的：“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太史公自序》）“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本纪》）周文王完成并发展了《易》，所以名之为《周易》。孔子对《周易》的贡献是什么呢？“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即是说，孔子的贡献是为《周易》作了《十翼》。如果没有《十翼》，《周易》就缺少翅膀，就不会飞得那么高，那么远。孔子对于《周易》的发挥与传播有巨大的贡献，他揭示了《周易》的内涵，赋予了它哲理的意味，提高了它的地位。
孔子对《周易》的热爱与推崇，那种无限神往的憧憬，的确给后来的人以极大的影响。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同上）孔子对《周易》竟至欣赏到了这种地步，确实还没有一部书能够使孔子如此地如醉如痴。他把能够继续研究《周易》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这本身就是对《周易》的最高赞赏！“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孔子对《周易》的评价就是司马迁对《周易》的评价，司马迁对《周易》的评价就是后来学术界人士对《周易》评价的参照体系。
其次，司马迁对历代政治与《周易》的关系研究之后指出，自古以来称帝王的人有两件大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一是卦禅，其一就是卜筮：“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日者列传》）司马迁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政治家离不开《周易》。《史记》详尽地记载了《周易》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外戚世家》指出人伦关系的准则是从《周易》而来的：“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司马迁心目中外戚所处的地位应当如同坤卦所应具有的道德那样，“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广大，品物咸亨”，又如“君子以厚德载物”。外戚只是顺承，而不应成为主宰，不应居于权力的中心，因为“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周易正义》）
在剧烈的政治斗争中，《周易》往往成为激励某人奋进或劝说某人隐退的论理渊薮。如《范睢蔡泽列传》蔡泽劝应侯及时隐退就用的乾卦卦辞“亢龙有悔”，晓谕他早为之地，不要因为不知足而招来羞辱。蔡泽以商鞅、白起、吴起、大夫种四人招来杀身之祸为例劝导应侯说：“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应侯接受了蔡泽的劝说，及时隐退，遂得保全身家性命。宦海险恶，人生浮沉，有了《周易》哲理作为指引，便可以少祸或免除祸殃，可以说司马迁是这样认为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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