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篇》共收《世本》、《汉氏帝王谱》、《后齐宗谱》、《百家谱》、《益州谱》等41部，其中一族一姓之谱有《谢氏谱》、《杨氏谱》、《苏氏谱》等。这些书名就足以表明谱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家谱。这篇小序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谱牒产生之初，是由专官执掌，尚未产生私家之谱，显然我们决不能说这些还不是谱学的内容。《旧唐书·经籍志》共收书55部，比较著名的有《大唐氏族志》、《姓氏谱》（许敬宗撰）和柳冲的《大唐姓族系录》。《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了95部，不仅收了《大唐氏族志》、《姓氏谱》、《大唐姓族系录》，而且收录了李林甫等编纂的《唐新定诸家谱录》、林宝《元和姓纂》、李利涉《唐官姓氏记》、柳璨《姓氏韵略》、柳芳《永泰新谱》（一作《皇室新谱》）、柳璟《续谱》及李衢《大唐皇室新谱》等。这些著作的出现，反映了谱学在唐代发展的新趋向及其所肩负的新功能。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谱学发展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研究唐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研究唐代上层统治者政治斗争的重要史料。到了《宋史·艺文志》的《谱牒类》所收录著作，情况又有变化，首部著录的是何承天的《姓苑》，次则为林宝的《姓苑》、《姓史》、《元和姓纂》，且所载专门研究记录姓氏之书特别多，很明显，其注意力已逐渐移向“寻常百姓家”了。如《春秋氏族谱》、《春秋宗族谥谱》，所记虽然还离不开王侯士大夫，但其着眼点是在“氏族”与“宗族”了。当然，专讲帝王世系之书为数也不少，如李茂嵩的《唐宗系谱》、佚名的《唐书总记帝系》、宋敏求的《韻类次宗室谱》、司马光的《宗室世表》等。另外梁元帝的《古今同姓名录》、李林甫的《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和佚名的《唐相谱》也很有学术价值。总的来说，只要我们对此著录的百余部著作逐一过目便会发现，记载一家一姓的家谱族谱竟多达近40部，超过全部著录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的变化，反映了谱学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私家之谱盛行于天下的局面。影响较大的有苏洵的《苏氏族谱》、钱惟演的《钱氏庆系谱》及《向敏中家谱》、《建阳陈氏家谱》、《长乐林氏家谱》等。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一统天下，此后专门研究谱学的人和专著逐渐减少。正因如此，清代许多学者都称宋以后谱学便衰微了。其实这一说法未必妥当，后来私家之谱的价值，决不在官修谱牒著作之下，许多内容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有的还可纠正史书记载之错误，许多论著已经有所论及。
还要指出的是，从宋代开始，除“私家之谱”而外，又出现了单为个人作年谱的现象，特别是为著名学者、政治家编写年谱，这应当说是谱学发展的一大转折，不仅为谱学发展开了一条新的途径，而且这种著作更加富有学术价值。鲁迅先生对年谱就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种知人论世的著作形式。由此可见，作为谱学，年谱是绝对不应被排斥在外的。章学诚既是史学评论家，又是著名的谱牒学家，他在论述谱学的内容时，并不认为谱牒就是讲家谱、族谱，他的谱学理论相当丰富。章氏晚年曾编纂《史籍考》一书，其书虽然未能流传，但其总目保存了下来，总目共分十二大部，《谱牒部》列在第七，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大类。他在《史考释例》一文中对此还作了解释：“谱牒有专家、总类之不同，专则一家之书，总则汇萃之书。而家传、家训、内训、家范、家礼皆附入专谱门中，以其行于家者然也。”〔4 〕将年谱单独作为一类，视为谱学不可分的一部分，无疑是很正确的，因为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部目录也及时反映了谱学的这一发展情况。如上引《宋史·艺文志》的“谱牒类”就已著录了洪兴祖的《韩愈年谱》，而《明史·艺文志》该类也收了李默的《朱子年谱》和徐渤的《蔡忠惠年谱》。这些谱牒部的著录范围也同样向人们展示了谱学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谱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宗族家族世系演变历史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一切著录和记载宗族家族世系历史的文献典籍，都属谱学研究的范畴。诸如家谱、宗谱、族谱、世谱、世系录、总谱、统谱、官谱、年谱以及史书中的各类世系表，等等。而家谱只是谱学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成员，不能代表整个谱牒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狭义的谱学而已。
研究谱学起源与发展应当注意时代背景
研究谱学的起源与发展，应当密切联系时代背景，注意时代的需要和可能，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因为任何一种著作形式和学术思想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谱学的产生自然也不例外。在谈到谱学起源时，有人提出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但没有根据，是纯粹的理论分析；有人提出在夏代已经产生，理由是夏已经是“家天下”了；也有人提出在殷商已经产生，因为甲骨文中已有谱系的记载。有学者在论述某朝谱学发展时，既不谈该朝谱学产生的原因，更不谈谱学发展的特点，只将一部部著作罗列以后就万事大吉，这称得上是“某朝谱学”吗？最多只能说是某朝谱学著作目录而已。关于起源问题，冯尔康先生在《宗族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5〕一文中提出， 宗族制度是产生谱牒学的直接根源。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从分析看，夏代虽然可能已有文字，如孔子一再声称，“夏礼吾能言之”、“殷因于夏礼”，但文字实物证据至今尚未发现。即便到了殷商，周公曾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6〕但这种“册”与“典”，我们今天却很少见到。到了西周， 实行宗法制度，这是大量文献都有记载的，并有大宗与小宗的严格区分，有所谓“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实行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各等级的贵族互相争夺爵位财产。为了切实执行这套严密的制度，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因而设立专官管理。大诗人屈原在楚就曾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三族三姓，“叙其谱属”。直至秦汉，仍设置宗正，掌管皇室与外戚之事务，不仅管宗室名籍，以分别嫡庶亲疏，而且要编纂同姓诸侯王世系谱。可见在西周，“叙其谱属”正是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措施。《国语·鲁语》上《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云：
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踰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不踰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弗听，遂跻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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