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属既严，郡望愈重。若沛国刘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虽子姓散处，或本非同居，然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后魏迁洛，则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并居河南洛阳。而中国人士，各第门阀，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撰为谱录。齐梁之间，斯风益盛，郡谱州牒，并有专书。若王俭、王僧儒之所著录，《冀州姓族》、《扬州谱钞》之属，不可胜纪，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唐刘知几讨论史志，以谓族谱之书，允宜入史。其后欧阳《唐书》撰为《宰相世系》，顾清门巨族，但不为宰相者，时有所遗。至郑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叙例之文，发明谱学所系，推源史家不得师承之故，盖尝慨切言之。而后人修史，不师其法，是亦史部之阙典也。〔19〕
章学诚既肯定了谱牒应属史学范畴，又指出了有些著作虽是专门撰写的家史，诸如家传、家记、世传、家史等等，却并不是家谱。这样区分，显然值得我们注意。他不仅是独树一帜的史学评论家，而且是出色的谱学理论家。他在穷困潦倒的一生中，编纂了多部方志和家谱，积累了许多经验。他在《刘忠介公年谱叙》中又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备用一家之书而已。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20〕这里讲得更加明确，“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并不同属一类，而是并列关系，两者“相为经纬”，不能含混。以上事实说明，家谱本身的确也有自己应当具备的“谱”，尽管它的产生与其它著作一样，应有由简到繁的过程，但是简单的世系毕竟不能直指为家谱，因此，我们研究也就不能太离谱了。
家谱记载传说中人物为始祖不可信
许多家谱往往将传说中某些历史人物作为一宗一族的始祖，这些记载其实大多不可信。因为自从私家之谱盛行之后，伪托攀附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唐颜师古注《汉书·睦弘传》，曾指出私家家谱妄相攀附的毛病：“眭音息随反。今河南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韦昭、应劭并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汉之决录，又不作眭字，宁可混糅将为一族？又近代学者旁引炅姓谱以相附著。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讬，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又在注《萧望之传》中说：“近代谱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巨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
这种“妄相托附”的情况，后来更为普遍，假托的内容大多集中在始祖和郡望方面。《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由于采用家谱较多，又未能认真考订，因而错误很多。钱大昕批评说：“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21〕洪迈也批评欧阳修轻信家谱记载：“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而这“最可笑”者，正是身为历史学家的沈约所编造，称沈氏乃“金天氏之后”，“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22〕。据笔者查阅，《汉书》不仅无敷德侯、彭城侯封号，亦无沈达其人；虽有骠骑将军，却与沈氏无关；全部《汉书》仅载沈姓四人，三人为春秋时人，一人为王莽时人。沈约如此编造，难怪洪迈批评严厉：“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诮”，“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洪迈对史学家魏收编造祖上世系的做法也进行了揭露。伪造谱系之事在封建时代并非偶然现象。章学诚总结说：“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23〕可见附会贤哲，伪列郡望等在古代已成为不少家谱的通病。时至今日，多有人以家谱为据自称某某人之后，不知家谱多有谬托。
历史名贤大都史有记载，真伪尚或可辨。至于传说中人物，文献缺载，并无证据可言，就更不可轻信。以浙江各种钱氏家谱而言，关于始祖的记载，一律按照钱镠所制之《大宗谱》排列世系，其顺序为：
少典-轩辕-昌意-颛顼-卷章-回-陆终-暦铿-仪-元哲-叔蹇-宛-孚。
据此，《临水钱氏宗谱》云：“铿，夏、商为贤大夫，寿八百，封号彭于彭祖。”《钱氏家乘》亦云：“彭祖，少好恬静，惟以养神治生为事，好览古籍。孔子称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为之窃比焉。居官常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世人。在商为守藏吏，为大夫，守彭城；在周为柱下史，历夏、商、周，为三代国师，寿七百九十七岁而衰。故世称老彭。”众所周知，钱镠乃一介平民，史书记载他是私盐贩子出身，其父自称“吾家世田渔为业，未尝有贵达如此”〔24〕。钱镠在富贵后将少典、彭祖列为始祖，目的不过是宣扬本族的名望，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已。这实际上与唐太宗为了提高掌权后的新贵族的社会地位而大修《氏族志》和武则天为了改变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而编纂《姓氏录》，目的完全一样，都是利用谱学这个工具为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服务。可见谱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特定社会统治者服务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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