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同注[4]。
[56]同注[25]。
[57]同上。
[58]同注[14]。
[59]《实录》，卷905，“乾隆三十七年三月甲子”条。
[60]同注[9]。
[61]同注[19]。
[62]《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癸酉”条。按：“大公至正”是弘历的口头禅，在他的诏谕中俯拾皆是，不烦举例。弘历之所以强调“大公至正”，是因为他认为“大公至正，乃帝王图治之本”（见《辑览》，卷79）。
[63]同注[22]。
[64]弘历：《命馆臣重订〈契丹国志〉谕》，《御制文二集》，卷8；又见《实录》，卷1143，“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条。按：弘历又曾说：“《春秋》者，天子之事”（《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癸酉”条）。弘历的说法脱胎自《孟子·滕文公下》。孟轲（约前372-前289）认为孔丘（前551-前479）修《春秋》，以笔法褒贬贤奸，乃僭越天子之权，所以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弘历乃据轲说重申褒贬笔削之权，操于天子之手。这是他下令大量修史及坚持诸史须由他裁定的理论依据。说参注[1] 所引拙文。
[65]《实录》，卷1054，“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乙未”条。
[66]同注[9]。
[67]同注[19]。
[68]《实录》，卷983，“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条。
[69]同注[51]。
[70]同注[25]。
[71]例如，有学者认为，此次的重修是“对辽、金、元三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见注[40]。但是，亦有学者认为，“重新订定的《金史·国语解》刊刻之后，对研究金史者提供了很大方便”；而《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书的质量俱佳（见《乾隆帝》，P 360-361）。
[72]《实录》，卷982，“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条。 按：《明纪纲目》一名《明史纲目》，又名《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最后改订本作《御定通鉴纲目三编》，详参注[29]所引拙文。
[73]同注[68]。
[74]《实录》，卷1032，“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丁丑”条。按：虽然弘历初时下令不修改《明史》的内容，但是后来读到史臣新进的《明史·英宗本纪》，感到当初修《明史》时，“意存简括，于事迹要领，不能胪纪精详，于史法尚未允协”。于是又敕令英廉等大臣将《明史》的本纪“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刊颁行，用昭传信”（同上）。
[75]同注[53]。
[76]《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条。
[77]弘历：《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鉴纲目续编〉谕》，《御制文二集》，卷9；又见《实录》，卷1168，“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条。
[78]同注[64]。按：有关《契丹国志》的作者为谁，颇有争议。参看李锡厚：《叶隆礼和〈契丹国志〉》，《史学史研究》，1981年4期（1981年12月），P64-70；及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同刊，1992年2期（1992年6月）， P59-63及65。
[79]《实录》，卷1034，“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条。
[80]参看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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