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天，我应邀到合肥参加安徽大学20周年校庆，在安徽省史学会组织的一次学术活动上，作了《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的发言[10]，提出“判断历史科学论断的标准，就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文中认为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斗争、科技发展，就不是阶级斗争。还有一些社会现象，如语言，它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此外如哲学中的逻辑形式、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及其发展，显然也是阶级观点不能包括得了的，等等。事实是铁的。历史事实自身证明，历史的内容并非仅仅只有阶级斗争。从1979年展开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中，许多学者都论述了历史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决不是一个阶级斗争所能包括得了的。60年代将全部文明史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看法，现在已经基本上为人们放弃了。
还剩下一个问题，就人们社会阶级关系的纵向发展看，是不是只有阶级斗争？显然也不是。我在1981年发表的《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动力》一文中提出：“私有制社会的对抗阶级间除了斗争，也还有统一”，“对抗阶级之间的又斗争又统一，推动着文明历史的前进”[11]。并且强调现在应当把阶级统一历史的研究，提到应有的位置上。近些年来，随着对现实社会体悟的加深，回过头去看历史，我终于见到，每一次大的阶级斗争过后，不仅实现了阶级统一；革命过后，接着便是社会建设的过程。因此，从社会阶级关系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论断，今天应当加以修订和补充。历史事实说明，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上升循环的历史，是革命和建设上升循环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上升循环的历史。60年代，我们已经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突出论者硬把全部文明史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要求人们只能研究阶级斗争，完全违背了时代的精神和需要。当时历史主义的提倡者们希望能够对中国文明史，主要是封建社会史，尤其是对统治阶级历史作出全面的分析研究，以从中吸取为现实需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由于他们理论的不彻底性，仍为文明史只是阶级斗争发展所限制，终于没有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不仅有阶级斗争，而且有着更为广阔的内容，并且获得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的上升循环过程，是革命和建设上升循环的看法后，历史学家的研究，从横向看，无疑能够极大地扩展我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从纵向看，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历史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但我们更应将历史研究的重心投入到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中，以满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需要。20世纪只剩下几年了。在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通过对以往史学的回顾，终于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社会统一史和社会建设中，以充分实现它的现实时代使命，并从而按照这个方向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我深深寄望于比我更年轻一代的史学家的。至于我们这一代，当然应当在承上启下的历史环节中，起到我们对史学发展应有的作用。
1996年11月24-28日初稿，29日至12月1日修改誊毕。
注释：
[1]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6期。
[2]阶级观点的内容远比阶级斗争观点宽阔，它至少还应当包括阶级统一。而阶级统一是决不在他们的历史视野之中的。所以，他们讲的阶级观点实际是指阶级斗争观点，这是符合他们论述之原意的。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抓住他们一系列论述的主旨。
[3]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4]本来这个命题是一位河南历史学家在1961年最初提出来的，原来的命题便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光明日报》1961年4月26日）。历史主义的提倡者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或许他们对此并没有进行过认真推敲。但从他们的论述看，实际上把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混为一义。因此他们承认的阶级观点实际就是阶级斗争观点。
[5]关锋、林聿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光明日报》1963年12月10日。
[6]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文汇报》1963年10月24日。
[7]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对这里的革命实践不应作过于狭窄的理解。在马克思的时代强调革命实践，自有其合理性。实际上，这里的实践还应包括建设的实践和各种实践活动。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是，迄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吸取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成果，将这个论断修改变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即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修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极为尊重历史事实的。只要他们发现新的历史事实，一定会继续修改这个论断。
[10]这篇发言稿写于1978年夏天。在安徽省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是秋天。当时，《安徽大学学报》尚未复刊。直到《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正式复刊时，发表了此文。
[11]《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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