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现代世界上确立了“霸主”地位的美国的历史学家，从他们规划的世界总体结构和全球战略中，也没有忽视从历史哲学上来认识中国和研究中国的历史。用“冲击--反应”模式框定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有特殊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悠久历史可能代表了有组织人类历史的四分之一”，中国文化是人类“伟大历史文化中最杰出而又最隔离的文化”。[②c]其根本原因是“钦定的儒家思想的宏伟构思把道德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并且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融为一体”，由此形成了中央政权高居地方官僚统治之巅同时又是同心园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③c]且不论“冲击--反应”模式是否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实际，值得中国学者引起重视的是，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每每有勇气用一种自创的历史哲学，来解释同他们的社会历史区别甚大又引起疑惑的中国历史，以寻求一个“终极性”的答案。有无“终极”的结果或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探索过程和过程中所借用的历史哲学。这是人类的思维花朵，不管它结果不结果。
从康德--黑格尔--汤因比--费正清，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实践，表明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的哲学追求，也说明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关注。他们在探究世界发展模式的同时，是把中国作为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加以研究的。哲学--历史哲学--中国历史哲学，这一人类思维的同心园，既由外向内渗透，也由内向外延伸。它呼吁也同时启示中国的历史学家，在探究中国历史的道路时，不仅不能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之外，也不能把历史研究置身于历史哲学之外。如果历史研究不是在高明的历史哲学指导下的研究，历史研究就会踟步不前。如果历史研究不能在历史哲学上有所建树，历史研究也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
历史学的深层内涵是历史哲学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从某种意义来说，又是历史之国、历史古国、历史大国。历史是中国文明、中国文化至广至大有起始而无终极的载体。5000年的文明史充满了辉煌，又伴随着悲壮、曲折。在漫长时间延续的广大空间上，曾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其中也不乏悲剧、喜剧、闹剧、丑剧的介入。在记载和评论这些史剧的文字功能上，中国人从上古的“巫”“史”不分的时代开始，好像生来就有一种无事不录、有事必评的本性和嗜好。历代皇朝的更迭变迁、兴衰存亡，通过在朝的史官和在野的“布衣”之手，留下了汗牛充栋、尘封千年的历史典籍。战火和自然灾害都没能消灭它们。几百年、几千年以后，人们发现，这些在甲骨、简牍、绢本和纸张上留下的文字符号，竟那样真实地接近当年发生的人与事的原貌。虽然也有伪史和秽史，也留下不少千古之谜。考辨家们又以他们的智慧和白首穷经的毅力部分地订正了历史，解了一些历史之谜，让大体真实的历史留传至今。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是帝王将相们借之载功载德、留芳百世吗？当然不乏此种因素，但是人们还是从历史中见到大量记载统治者足以遗臭万年的大量罪恶。这当然不会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究其根本，中国人重视历史，是为了借助人事绵绵不断的记载，从中寻求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的答案。用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儒家（道家亦然）的特定语言来表述，是探究“天道”（自然）“人道”（社会）的关系（联系、影响和互动关系）。司马迁把它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d]这不自司马迁始。司马迁实际上是以孔子为师的。孔子整理鲁国史书《春秋》也是有明确指导思想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②d]孔子是借整理《春秋》表达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司马迁是以继承《春秋》精神自居的，所以他说“亦欲以”。[③d]秦至汉形成的政治思想上大一统的时代条件，使司马迁比孔子大大前进了一步，从而使他能明确地表示要“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是时代条件的限制，司马迁没有成就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姑且借用这个近代学术概念），但他用《史记》自成体系的52篇纪、传、表、书和“太史公曰”，具体、形象地同时也是抽象地表述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历史哲学。
中国历史的丰富、多采、曲折和大量史籍的存留，加上历史大动荡加之于历史主体人的无穷尽的灾难、坎坷，导致其思想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在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种种问题产生了，种种思想、观念在精神的煎熬与思想的探索中形成了。人们对社会、对历史、对人与人的关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人的善恶道德观念的形成及其变化，有着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问。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左右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也因此形成种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有着各自的不同的答案。春秋战国社会历史大转折造就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天道观、自然观、历史观、政治观、伦理观的丰富多采、发人深思的思想价值的长远意义，表达的就是这种对自然和历史发展规迹进行探索的印记。如果说，孔子是以整理《春秋》的方式含蓄地表述他的历史哲学（他的言论集《论语》则是百科式的哲学语录，也包含了历史哲学的内容），那么，与他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老、庄、墨、荀、韩和兵、农、名、纵横诸家，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各具个性的语言，深浅有别地表述了他们的历史哲学（当代学者的著作常用“历史观”一词来表达，但“历史观”一词未必能包容历史哲学的广博内涵）。各家各有所长，但表达最凝炼、最深刻，又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认为是周朝史官出身[④d]的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五千言。老子没有对历史事实作任何陈述，而是对历史作了高度的哲学概括，把辩证法和历史观熔为一炉、混为一体，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审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他的深刻的未必都得到所有人首肯的却为社会和自然的事实不断证明的哲学观点，构成后人永远研究不完的伟大思想体系。而这体系的得以完成，恰恰又同老子是周朝史官是历史学家分不开。不独老子如此，先秦诸子的宏论无一不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他们立论的根据，无不从历史事实引伸他们对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哲学见解。历史是哲学的载体。哲学和历史是互傍互依、相与共生、共同发展、互为动因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