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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3)

(2)美国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
    实用主义(Pragmatism)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代表人物为皮尔士(C.S.Peirce,1839-1914)、詹姆士(W.Jame,1842-1910)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其说强调哲学当以“解决人的问题”为中心,是一种应付生活环境的方法或工具,应与人生的实际价值相联系。它之传入中国虽始于本世纪初,如张东荪和蓝公武等人1906年便在东京创刊的《教育》杂志上介绍过实用主义哲学观点,选择过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但在中国学术界成为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潮之一,则是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胡适等人的活动分不开的。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自1917年归国后,即通过撰文、讲演、授课等多种形式,极力向国内宣传实用主义。1919年至1921年间,杜威本人还应中国学术界之邀来华讲演,足迹遍历中国十一省,其《讲演录》出版后,短时间竟被连印十版,足见一时传播之广。
    从学理上说,实用主义原本就是实证论的一个分支,其特征是排拒“形而上学”的传统思辨哲学和先验的“理”,强调经验事实的实在性与验证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突出意义。按照胡适的介绍,“实用主义”又可称为“实验主义”,因其所倡导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⑤e]。其要旨包括三方面:a.历史的方法。即以发展变化的眼光观察事物。b.实验的方法。注重事实证据和验证,认为“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⑥e]。c.思维的方法。即从怀疑、假设到求证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交替运用归纳和演绎法的具体步骤,也就是后来被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
    实用主义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虽广及于哲学、教育、文化各研究领域,但从胡适的运用实践看,主要着眼点乃在思想学问和历史研究,尤以考证史学为多。他本人也一再表白,自己“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①f],目的在于宣传“科学方法”尤其是“考证方法”,并认为历史演变完全是多种偶然因素凑合的结果,谈不上有何规律可寻。[②f]这种观念及其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倾向,在“五四”时期的新一代史家中引起过很大反响,对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古史辨”的兴起、“新红学”考证的风靡一时,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很显然,朗克史学和实用主义方法在国内史坛的传播及其上述理论特征,与当时西方实证史学的总体演变趋势是一致的。
    其二,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各种反传统史学思潮。
    所谓“西方传统史学”,一般是指由朗克创立而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治史范式,其基本特征是:方法上强调通过文献档案等原始史料的批判考证,“客观”地反映历史;研究内容则特重于政治史一端。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现实世界的变化日亟,人们的历史视野日趋开阔,这使朗克史学的狭隘治史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由此引起了西方史学界诸多的不满与批评,并触发了一股以改造传统史学、建设现代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浪潮。德国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倡导的“新型文化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提出的“综合历史学”和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其共同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研究的偏向,主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方法上则要求突破专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格局,广泛吸取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关方法及成果,以推进自身的科学化。与此同时,传统史学的认识论也受到了种种怀疑和责难;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客观”反映全部过去的观念遭到了来自历史相对主义的严峻挑战;而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重被强调,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再是金科玉律,相反,排斥理智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则在史学界有所抬头。凡此种种,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都有相应的反映,其中影响较大的,则为以下几派。
    (1)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
    鲁滨逊(James H.Robinson,1863-1936)是美国现代著名史家,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留学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将德国兰普勒希特等倡导的某些文化史研究主张带回美国,并吸取了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1913年至1916年,何炳松在美攻读中学及政治学,受其影响,回国后即据以在高校讲授西方史学原理及西洋史,并将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及该派其他几种史著翻译出版,向国内史学界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以下基本观点:a.主张历史研究应广泛考察人类自古及今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等活动,尤其要注意那些对社会进步直接有关的日常普通生活。b.批评十九世纪以来那种试图把历史学变为科学的主张,认为人类的思想欲望及行为异常复杂,无法找到其活动的“定律”,加之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远不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备稳定,因而很难使之成为物理学、化学或生理学那样的科学。c.要求利用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现代科学知识,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并注重对影响历史过程的诸因素进行多元的“综合”考察,以明其真相。d.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说明人类逐步进化的事实,让人们明白现存各种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③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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