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这一高潮的原因主要有：一、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需要是接受史学存在并发展的基础。二、明清以来小说创作的成熟，为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历史基础。接受史学提倡者和实践者，不仅吸收借鉴了以往作家们的写作手段，而且在理论上也吸收了营养。三、接受史学作品的内在功能恰好能够满足其外部的社会需求。它为社会需要而制作，文本的内在功能与外部需求合拍。四、一批社会启蒙人士的积极提倡，以及一批作家的积极实践，成为接受史学繁荣的直接原因。先进的中国人，如夏曾佑、梁启超，都积极提倡小说创作，吴沃尧等人则积极实践。他们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大声疾呼，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成为接受史学的排头兵与急先锋，直接为其繁荣作出了贡献。五、现实形势的激荡，是接受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原因与时代背景，亦即“时势使然”。
1906年，《小说七日报》创刊，其发刊辞鲜明反映了接受史学的目的与兴起原因：“值物竞之剧烈，虑炎裔之就衰，民智未开，斯文有责。明通之士，于是或著或译，作为小说，以收启迪愚氓之效，非谓嬉笑怒骂、信口雌黄，藉以拾牙余之慧、求垄断之利已也。是以泰东西说部之作，虽亦不少，而其所以辅教育之不及，佐兴观之感觉者，意既深而法亦易，词虽浅而用则宏。”次年，王钟麒在《月月小说》著文说：“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效速者，莫小说若。”这是当时最有代表性也最普遍的看法。可以看出，在“物竞剧烈，民智未开”的背景下，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明通之士），担心中国“就衰”，本着“斯文有责”的精神，采取“能普及而收效速”的途径，积极提倡并创作、翻译接受史学作品（或著或译）。接受史学的兴起，与救亡图存、开发民智的密切关系，使之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现实性、功利性、实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其内在功能与外在目的。
三、理论特征
从当时发表的文章看，接受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是阐述作品的社会功能。这方面的文章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观点也最精彩，时代特色最突出，最足以反映当时接受史学的总体面貌。“功能”问题是近代接受史学理论的核心。其他方面如接受史学文本的性质归属问题，历史事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尊重历史事实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问题，可阅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平衡问题，接受史学与一般史学的关系问题，等等，也有一定程度的论述。
早在1895年的《万国公报》上，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就曾经具名刊登征求“时新小说”启事：“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若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各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转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这段话被认为是近代“通俗文学振兴之滥觞”。它把接受史学作品的特点、功能、效用、目的等，一一点了出来，是接受史学理论的基本主题，尔后的理论文章，基本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发展。
接受史学作品的首要功能就是易于传播历史知识，对此，学者有详细阐述。啸庐《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序》说：“盖中国不能人人读《左》《国》，而无一人不读《列国演义》；不能人人读历史，而无一人不读《三国演义》。然自文人学士，只知奉高头讲章乡会程墨，为弋科各地，遂有老死而不知其书之名。其甚者并三皇五帝亦不知为何年何代人物，反让贩夫走卒酒后茶余口讲而指画，博览而详说，于历代兴亡大略，往往犹能言之历历，甚矣说部之有益于人之易读易晓固如是哉！……上自缙绅先生，下至莽莽齐民，于诸子百家之书，或不能悉番，备亦不能悉读，而读至稗官野史则必搜罗殆遍，读亦殆遍。”吴沃尧为《月月小说》作序则说：“中外前史，浩如烟海，号称学子者，未必都能记忆之，独至于三国史，则几于尽识字之人皆能言其大略，则《三国演义》之功，不可泯也。虽间不免有为附会所惑者，然既能忆其梗概，无难指点而匡正之也。此其助记忆力之能力也。…是故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历史云者，非徒记其事实之谓也，旌善惩恶之意实寓焉。旧史之繁重，读之固不易矣，而新辑教科书，又适嫌其略，吾于是欲持此小说分教员一席焉。”有人甚至提出，当前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正规的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小说家：“凡人情每乐其所近。读二十四史者，好《史》《汉》不如其好《明史》也；读泰西史者，好西腊、罗马史，不如其好十九世纪史也，近使然也。……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这些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可看出，接受史学作品有助人的记忆，可弥补历史教科书的不足。尽管它有不严谨、甚至“附会”现象，但不能因此否定其积极性，因为它毕竟讲述了历史“梗概”，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云者，非徒记其事实之谓也”，只要个别历史事实的错误无碍于读者对“旌善惩恶”的史学大目标的接受，那就应该予以提倡。学者们希望通过接受史学作品传播历史知识、教育人民大众，正如阿英先生指出的：“当时所谓新的讲史写作，是企图正确叙述史实，成为通俗的历史教科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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