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接受史学文本功能的论述过程中，以往不大被正统学者重视的通俗史学作品地位，被空前的提高了。这种情况，又主要反映在小说（包括翻译与创作）地位的提高上。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虽是针对小说而发，实际上包括了接受史学作品。他把梁启超立足社会角度的小说功能论进一步发展，深入到对小说创作手法与题材处理方面问题的讨论，其中所谓“古与今对待”、“实与虚对待”云云，已经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题材与艺术表现的关系等问题，遗憾的是没有详细阐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提倡者对小说的理解与具体论证颇有不同，但对小说作用与地位的估价，都非常高。
在提高小说地位的同时，戏剧（当时与小说统称为小说）的地位也被空前提高了。佩忍《论戏剧之有益》清楚表明了历史戏剧具有的比史学著作更大的社会作用：“古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大防，睹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同化力之入不易而出之神也。……或编《明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而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以表厥目的。”历史戏剧对国人是非观、民族观以及爱国思想、尚武精神的培养作用极大。有学者则提出，戏剧较小说更具有影响力，因为“吾国教育未普及，彼蚩蚩者，目不识之无，安能各手一卷？若戏剧则有色有声，无不乐观之，且善演者淋漓尽致，可泣可歌，最足动人感情。故戏剧者，一有声有色之小说也。”这种对戏剧地位的提高，可谓空前。
为论证历史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有学者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历史小说的起源与作用。例如，国粹派史学思想家陆绍明在《月月小说》发刊词这篇质量很高、很有特色的文章中，对历史、哲学、理想、社会、侦探、侠情、国民、写情、滑稽、军事、传奇等小说类别作了一一说明，并把“稗官之要，野史之宗；万言数代，一册千年；当时事业，满纸云烟”的历史小说列在第一的位置，把“神圣的”传统儒家经典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文言小说往往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所记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所述朝廷典制及士夫言行，往往可资法戒。”到晚清时代，“实为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之时代”。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提出了“小说史”的概念，并从另一角度考察了中国小说的基本类别。他认为古代小说的共同作用在于“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其中记事体小说即属于接受史学：“记事体者，为史家之支流，其源出于《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张皇后外传》等书，至唐而后大盛。”邱菽园《客云庐小说话》则提出“小说始于史迁”的观点。这些见解实际上都是史学中心论，表明历史著作与艺术手法可以进行结合。
历史小说是当时流传最广泛的小说流品之一，许多人对其写作理论作了探讨。有学者还运用中西比较方法，试图揭示历史小说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例如曼殊在《小说丛话》中说：“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昔尝思之，以为社会愈文明，则个人之事业愈繁颐；愈野蛮，则愈简单。如叙野蛮人之历史，吾知其必无接电报、发电话、寄像片之事也。故能以一二人之历史敷衍成书者，其必为文明无疑矣。初欲持此论以薄祖国之小说，由今思之，乃大谬不然。”就是说，小说是社会历史的反映，通过阅读，可以对某一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认识。小说同样具有历史认识功能。对此，《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表述更加清楚：“中国数千年来，有君史，无民史，其关系于此种之小说，可作民史读也。”
历史小说还可以弥补正规史书的不足。眷秋《小说杂评》：“古之小说，记风俗历史及遗事往行者多，可以补子史之所不详，故能成一家。”但历史小说不是正规史书，而是一种以历史为主体、采用某些艺术创作手法的通俗史学，因而有其特定的写作原则与规律。假如破坏这些原则，写作就会失败。从历史小说的写作实践看，大体存在两种倾向：一种以艺术创作为主，以历史事实为辅，吴沃尧称之为“奇”，为“诙诡之方针”；另一种以历史事实为主体，以艺术加工为辅，吴沃尧称之为“正”，为“正规”“庄语”。前者属于艺术范畴，后者属于接受史学范畴。属于接受史学范畴的作品虽然由于习惯上的原因，依然被学者们称作“历史小说”，但实际上却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所以，晚清时期许多学者在探讨所谓“历史小说”的写作原则与规律的时候，基本是从历史学而不是文学立场出发的。例如，对于当时许多历史小说过于强调艺术感染而忽略历史真实的情况，有人批评为“失之猥滥”、“出以诬谩”、“支离附会”等等。
但是，在历史学原则下，对艺术手法的运用也不能忽视。忽视了艺术手法，就不能与正规史书相区别；忽视了历史真实，也就不成其为历史。正当的作法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实行历史与艺术的有机结合。黄摩西《小说小话》指出：“历史所略者应详之，历史所详者应略之，方合小说体裁，且耸动阅者之耳目。若近人所谓历史小说者，但就书之本文，演为俗语，别无点缀斡旋处，冗长拖沓，并失全史文之真精神。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谓将供观者之记忆乎？则不如直览史文之简要也；谓将使观者易解乎？则头绪纷繁，事虽显而意仍晦也。”吕思勉《小说丛话》说：“历史小说其所叙述事实之大体以历史为根据，而又以己意捏造种种之事实，以辅佐其趣味者也。一事实之详细情形，史家往往以格于文体故，不能备载，即载之亦终不能如小说之详，苟得身历其事者，本所闻见，著为一书，则不特情景逼真，在文学上易成佳构，亦可作野史读矣。又历代正史，多有依据官书，反不如私家记载之得实者，苟得好读杂史之人，刺取一时代之遗闻轶事，经纬组织，著成一书，使览者读此一编，如毕读多种之野史，则于学问亦未始无益。”既肯定了历史真实的首要地位，又强调了艺术手法的重要，既全面，又辩证，实在令人钦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