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考求义例，直法《春秋》，不取史传。苏辙认为，《左传》“不得圣人之意”，他作《古史》，要“追录圣贤之意，以明示来世”[15]，口气大得很。这种尊《春秋》，贬群史，好为大言以重己论的作风到南宋仍然不息。胡宏作《皇王大纪》，记尧以下迄三代事。其《序》云：“若夫史传，则莫之为主，追录于杂识多闻之事，或出于好事者之胸臆，……大道之为百家裂也久矣。我先人（指宏父安国）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一些更重要的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都直接从《春秋》经文中钻研义例。这种作法和宋人治经不惑传注，直接由本经探求义理是一致的，而且钻研《春秋》义例，原本就是在宋代特别发达的《春秋》经学的内容之一。宋人取法《春秋》制订修史义例，大致不出二途：一是仿《春秋》褒贬书法，励行惩劝；二是法《春秋》“春王正月”之义，釐定正统年序。前者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自云：“《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16]该书本纪书法高简，体现《春秋》笔削的严峻；叙人物多立类传，而依传主于臣节上的表现分类，褒贬分出等差。《新五代史》效法《春秋》义例，而更趋精密，故比前代群史具有更为突出的“史义”。后者较早的著作是宋庠的《纪年通谱》。《郡斋读书志》卷二上《编年类》介绍其书“自汉文帝后元戊寅止周恭帝显德庚申为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庆历年辛巳年为一篇，皆曰‘统元’，以甲子贯之。有王号，曰正、闰、伪、贼、蛮夷。以王莽十九年系孺子更始，以接建武；东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年系中宗，绪神龙；朱梁十六年通济阴天祐，续同光；捃晋恭帝掸宗之岁，对魏明元泰常五年，尊北降南，始主正朔，乃《通谱》之新意也。”自从汉代的《春秋》公羊学家表出“春王正月”之义后[17]，历代史家都认为帝王纪年书法是君统所系，也是《春秋》义例的首要内容。虽然司马光等人另有新说，但正闰之争并未息灭。到南宋出现了更多的严申《春秋》“春王正月”之义，辨明正统所在的著作。
《史》、《汉》而下，纪传体风行千年，最受重视。自宋代以后，编年体取代了纪传体的地位。其内在原因是史家历史考察重心的转移，反映时势的变化，考察制度因革需要按时序排比史实，以时间为本位的史书编纂形成就显得重要了，于是编年体振兴成为必然之势。前代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的有荀悦、袁宏等人，然其说不行。到北宋中叶，孙甫修《唐史记》又申论编年体之优，认为纪传体例“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18]。孙甫谢世20多年后，司马光才得此书，表示“遇同好则传之，异日或广布于天下。”[19]
司马光制定了《通鉴》纪年不别正闰的原则是编年史书义例的一大突破。张熙侯先生《通鉴学》评说：“即以不别正闰一事言，当时直无与同调者，刘恕诘难之，范祖禹自著之书则显违之，同修《通鉴》者尚然，更无论乎郭伋之私刊而擅改（指改司马光《历年图》）。然温公无所回惑，其与曹魏纪年如故也。”南宋史家包括朱熹在内，修史也多违司马光之论，以争正统为要义。尽管如此，《通鉴》谨严的义例，优良的编纂方法仍然被一代又一代的史家奉为教科书。有宋一代，李焘《长编》，李心传《要录》等，都因师仿《通鉴》而成为传世名作。史家究心编年史书义例，蕃衍出“纲目体”、“年谱体”等新的编年体例，“运历图”、“帝王谱”之类的编年史纲也层出不穷，两宋间几乎形成了以编年史为中心的史体革新热潮。此外，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朱熹《伊洛渊源录》则为学案体之滥觞，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又是专门史料汇纂的新形式，《通鉴考异》开作者自注之例，《通鉴新注》扩大史注内容范围等等。凡此种种创新都和史家深研义例有极大关系。
四、史料的精密考证
宋人治史重心在于明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总结统治经验。只有所据史实精确可依，才可以观盛衰，知利病，言得失。故官私修史，都注重史料考证。宋代的史料考证比前代的规模大得多，而且呈专门化（形成历史考证学）发展趋势。归纳内容，大致有三：一是前代史书的校勘，其中包括史事的考证；二是作者自撰“考异”，报告自己史作的史料处理情况；三是开展编纂学和史料学方面的批评。
1.前代史的校勘。宋廷重视典籍文献的校勘。太祖朝就开始组织较大规模的校勘活动，历太宗、真、仁三朝，前四史、南北朝七史等已校勘数过，产生了一批精校精刻的善本史籍。六朝史职的遴选，令先作一传，试其文才。宋时，先入秘阁校勘书籍，有成绩才可秉笔修史。校勘工作需要广博的学识，尤其是要具有文献学的功底才可胜任。宋代不少著名史家都出身于馆阁校勘。这份工作考核了他们的学识，也锻炼了他们的史才，其影响扩大到史学界，逐渐蔚成重视史料考证的风气。一些学者也自行校勘前代重要史书。最著名的是刘攽、刘敞及其子奉世的《三刘汉书刊误》。南宋孝宗朝，吴仁杰著成《两汉刊误补遗》，补正三刘之失。吴氏尝谓“汉事至三刘，若无遗恨矣。”[20]《四库提要》评吴书说：“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此外，有改作汉唐史者，对史事也有考证。兹不赘述。
2.自撰考异。司马光《通鉴考异》首开此例，南宋李焘依《通鉴》法作成《长编》980卷，自注史料之审查、取舍、辨正、补充、存疑、备异等情况，分散于相关正文之下，性质等同《通鉴考异》，而考证的详确精密实有过之。如126卷叙述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至三月事，就有注文33条，上述史料考证的诸方面都涉及到了。写作近千卷的大书其工程已相当浩大，何况又作这样细密的史料考证，其繁难艰巨可知。南宋著名学者叶适表彰《长编》史料考证的精密说：“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21]叶评不为过誉。此后，史家纷起效法《通鉴》、《长编》自作《考异》，推动史料考证逾趋逾精。李心传在《要录》注文中考证异同，辨析真伪，纤细必举。清人孙源湘谓其书“较之李巽岩之《长编》，用心尤过之。”[22]至宋末相继出现专门历史考证著作，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汉制考》、《通鉴地理考》；黄震《黄氏日抄》等皆为名作，至今为人所重。
3.当代史著史料学的批评。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青年史学家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关于吴氏二书价值，研唐、五代史者多有论列，兹不评述。这里值得表出的是同时代人以专著的形式，对当代史书提出史料学的批评尚无前例。吴氏以青年后辈，敢于纠前辈大家著作之谬，更是难能可贵。南宋初吴元美二书《序》云：“今吴君于欧、宋大手笔，乃能纠谬纂误，力裨前阙，殆宴子所谓献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吴缜自己对历史编述的史料学和编纂方法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说：“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吴缜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史学家对史料考证工作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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