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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之说以理学家宣扬最力。理学思想浓厚的史学家论史尤重纲常名分，而无形中削弱了“通变”之旨。如著名史家范祖禹所作《唐鉴》就是这样：开卷即说李世民胁父起兵于太原（反隋）是“陷父于罪”；论李世民杀兄夺位，武后、肃宗称帝为“无君父之篡”！[30]这种论调只是名分说教，并无历史认识价值，而理学家却大加赞赏。程颐认为《唐鉴》“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31]。从尹洙、欧阳修开创的师法《春秋》，励行惩劝的史学风气，到《唐鉴》往前跨了一步，以经论史，以史阐经，史学的理学化已显端倪。理学家以义理观史，以“穷理尽性”，论君臣之道，以天理性命论国祚兴衰。他们以擅发义理为职志而忽略史实，以至发展到轻视史学。其中以朱熹的言论最具权威性。他认为《左传》、《史记》这些典范性作品只是二、三等著作。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论《史记》、《汉书》等说：“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司马迁“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著”[32]。朱熹本来把司马光当作道学传人之一，还认为他义理见识浅。如门人黄义刚问朱熹：“温公力行处甚笃，只是见识浅”时，答曰：“是”[33]。在南宋兴起的永嘉学派，讲求事功，重视史学，而被朱熹看不起，朱批评其代表人物陈亮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34]。总之，在朱熹看来，绝大多数史书义理上都差。
    宋代史学的高度成就足以彪炳千秋，但自南宋中叶开始，道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渗入史学，史学界便缺少了北宋中叶史家的那种驰骋古今，深察世变肌理，勇于革新的恢宏气势。史学家停止了向新领域的探索和更高境界的追求，连史学固有的鉴戒作用也削弱了。
    注释：
    [1]见《孟子：离娄上》。
    [2]《史通·论赞》。
    [3]其说肇端于孟子，详参《尽心篇》。
    [4]《孙明复小集》二《集道堂记》。
    [5]《石徂徕集·尊韩》。
    [6]《思复堂集》卷10《卷史提要》。
    [7]王应麟《玉海》卷47。
    [8]《通鉴》引韩愈《争臣论》。
    [9]《司马光奏议》卷30。
    [10]《通志·总序》。
    [11]《文献通考·序》。
    [1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四卷下844页。
    [13]据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66《平园续稿》卷26。
    [14]《郡斋读书志》卷二下《伪史类》。
    [15]见《古史·序》。
    [16]《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序》。
    [17]说见《公羊传》。
    [18]孙甫《唐史记序》。
    [19]《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3《书孙之翰〈唐史记〉后》。
    [20]曾绛《两汉刊误补遗·序》。
    [21]《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20引。
    [22]《天真阁集》卷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
    [23]《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17《与尹师鲁第二书》。
    [2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25]《欧阳文忠公集》卷69。
    [26]《传家集》卷61。
    [27]《通鉴学》第七章。
    [28]《通鉴学》第七章。
    [29]周敦颐《通书》。
    [30]《邵氏闻见后录》卷7。
    [31]《河南程氏外书》卷12。
    [32]《朱子语类》卷38。
    [33]《朱子语类》卷130、卷122。
    [34]《朱子语类》卷130、卷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