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衍与《通鉴补正》
《明史·艺文志》著录有严衍《资治通鉴补》一书，而《明史》却无严衍传。其书传本稀少，清修《四库全书》亦未收入，严衍生平事迹赖钱大昕作传始得彰显。
严衍字永思，嘉定人，万历秀才，嗜读古书，潜心史学，数十年如一日埋头从事于《通鉴》研究，积三十年之功力撰成此书，是明代通鉴学中用心最专、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学者。自谓：“髫龄时便喜读史家言，而牵于制举之业，未暇朝夕从事也。迨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于司马温公《通鉴》全书。怒而读之，跃然喜笑。忧而读之，欣然乐矣。躁而读之，悠然恬矣。或有终日不食之时，未有终日不读之时也。”[1]严衍读《通鉴》好学深思，有韦编三绝的毅力，尝言：“书不读不知其善，书不熟读沈酣而恣肆焉，不知其病。”对于《通鉴》“始读之，但觉其宏深广肆，如临海望洋，未能见其畔岸也。再读之，始得窥其堂奥，穷其源委，见其中去取之谨严，义例之精密，褒讥得失以发后人之志，考较同异以辩前人之非。范晔所谓体大而思精者，其斯之谓与？既又三读之，四读之，时觉其中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乃翻历朝旧史而一一对勘之。备者固十之七八，遗者亦十之二三，甚且有前后不符，彼此或戾，如谈《序》所载之七病，亦往往有之。”[2]严衍用了超乎常人的苦功专心致志读书研究，发现了一般读者难以发现的诸多问题，因此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果。他说：“余既明见此书之尚有未备，而不为拾遗补阙，是又温公之罪人也。”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策划并着手撰述，至崇祯三年（1630）撰成初稿，又穷十年心力修改编辑，“二十余年之中，食自三餐而外，寝自一觉而后，精神无他用也。”[3]直到崇祯甲申（十七年，1644）才最后勒定。
进行这一长期艰巨的工作，只有他的学生谈允厚佐助，一起“参较他书，考订异同”，师生二人“每联床对榻，彼此相商，一字未妥，抽翻百帙，片言无据，考订兼旬。至于得失已见，是非无疑，辄又迟回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后下笔。”[4]书成，允厚为之《序》，谈《序》饱含了研究者的甘苦，也深刻总结了研究所得的精邃见解，《序》中提出：“著书固莫难于纂辑，纂辑尤莫难于编年”，编年纪事的难度就在于“杂天下之物于一岁之中，汇群伦之德于一日之内，条贯既难井井，同异又易纷纷。”他举出编年史“七病”：一曰漏，二曰复，三曰紊，四曰杂，五曰误，六曰执，七曰诬。司马光作《通鉴》十九年心力俱殚，虽称博大精深，体例谨严，七病间亦有之。《序》称此书对《通鉴》订正者百中之一二，补充者十中之三四，故名其书《资治通鉴补》。
由书之《凡例》亦可看到其主要内容：严正统，存残统，补僭主之名，补年号，补甲子，正谬误，理紊乱，整错杂，删重复，破拘执，辨诬枉，补政事诏敕之遗漏，补文章，补名贤隐逸与贤媛，补艺术及释道，补灾异，补史断，补胡三省注释，补附录，分别正文与补注文字。严衍针对卷帙浩繁的《通鉴》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征引史书，字斟句酌，为《通鉴》全书以及胡注作了艰巨繁重的拾遗补阙和订正谬误工作，大体上，“补”是对《通鉴》记载不够周详、不够准确者，考证史实，补充内容；“正”是订正《通鉴》记事疏误和编次失序。
关于补遗漏，例如汉高帝四年初为算赋，诏谳疑狱。十一年减省口赋，十二年下诏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等汉初的重大政策。又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饥，郊天祀庙，行幸还宫，命相封王，汉以前阙者十之一，汉以后阙者十之三。
关于删重复，例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北方突厥大雪，平地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既记于七月，又复载于十二月。
关于理紊乱，如《通鉴》卷三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数千人。”严衍根据《史记》，赵武灵王十六年纳吴娃，是为赧王五年，惠文出生或在赧王六七年，至十七年武灵王传位给惠文王时，惠文王不过十余岁，平原君又是其同母弟，不足十岁“岂便能养士”？故须订正并移置于后文。
关于整错杂，如东晋将领毛宝之子毛穆之，小字虎生，《通鉴》前书作毛穆之，后书作毛虎生，前后称名称字不一致。
关于正谬误，如东晋十六国时后秦姚兴遣使者梁斐、张构出使沮渠蒙逊，《通鉴》书“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误合二人为一人。
关于破拘执，如郭子仪与李光弼有隙，郭子仪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光弼惧，乃入请罪，子仪趋下持手，对坐而语：“今逆寇倡乱，岂怀私忿时耶？”荐光弼节度河东，分兵东讨。《光弼传》作者误把请死事置于分兵东讨下，而司马光写道：“是时唐之号令，犹行天下，若制书已除光弼为节度，子仪安敢擅杀之？”“遂皆删抹，是因秉笔者之微词，没荐贤者之大度”，指出司马光主观臆断而失考。
但是，严衍补的偏多偏滥，补文章，补贤媛，补艺术，补释道，补了许多与大政方针、国计民生无关的内容，焉知他所补的，不就是司马光有意识要删削不载的呢！又采录了一些野史稗说作为“附录”，以致使《通鉴补》更加浩繁，内容庞杂而雍肿，清王应奎《柳南随笔》讥其为“膨胀通鉴”，言之不虚。至于他不满意司马光不别正闰，要严正统，把“秦纪”改成“列国纪”，又在卷六九刘备称帝时，将司马光有关“正统”的论删去，认为不该帝魏而应帝蜀，则是既愚腐又节外生枝，纯属毫无意义。
尽管其书瑕瑜互见，成就还是很大的，不仅在明代通鉴学著作中堪称首屈一指的鼎力之作，而且可以认为是迄今为止亦不多见的重要史籍，堪与胡三省注释后先比美。清史学家钱大昕称：“先生与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可易。”“其有功于《通鉴》者，故身之而后仅见此书耳”，予以极高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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