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通鉴学的特点
一阶段学术门类的发展状况，既体现了前一时期的延续性，同时又表现出本时期固有的特征。明代的通鉴学亦不例外。概括地说，明代通鉴学一方面承袭了元代《通鉴纲目》凌驾于《通鉴》之上的情况。另一方面又与明代史学发展状况相一致，大致以嘉靖朝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著述不多，嘉靖以后著述剧增，研究较为活跃。再一方面，通鉴学的发展呈现出大起伏，在明末随着《纲目》评价的衰落，研究《通鉴》本书的学术活动渐趋高涨，最终出现了《资治通鉴补正》这样价值很高的著作。
（一）元明两代的通鉴学深深地受到理学的影响，而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笔削褒贬，而轻历史事实，人为地抬高朱熹《通鉴纲目》的地位，使通鉴学步入歧途且越走越远。陈柽《通鉴续编》、胡粹中《元史续编》，名续《通鉴》，实续《纲目》，陈书“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而且强调严正统，恪守褒贬义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沈周《客座新闻》载：“除柽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柽端坐不慑，曰：雷霆虽击吾乎，终不为之改易云云。”此虽小说附会之谈，亦足见陈柽以褒贬自任，具有明显的正统观，对照陈书，自太平兴国四年灭掉北汉之后才书宋统系。胡书的书法义例略同于陈书。其余商辂、许诰、南轩、金濂、汪克宽、张自勋等人之作，无一不是继承《纲目》一脉而著。至于李浩《断义》，王峰《发微》，张时泰《广义》等，则又纯在褒贬义理上做文章，大略如元人《纲目发明》、《纲目测海》之属而已，其史学价值自然等而下之，在通鉴学研究上意义不大。
（二）明代的史学，除明初洪武年间修《元史》并编辑了一批史鉴性质的史钞类书籍之外，永乐以后日趋枯乏，成书少，质量低，价值不高，历数朝不见起色，自嘉靖年间始扭转趋势，从此私家著史的风气日转兴盛，撰述本朝史和研讨古史的著作层出迭见，通鉴学研究也一变围绕《纲目》打转的局面，其表现就是薛、王所著的《宋元资治通鉴》、冯、陈两家《纪事本末》的问世。薛应旂续《通鉴》，其志向与作法值得充分肯定，打破了此前重《纲目》轻《通鉴》本书的风气，接续《通鉴》编年记事，撰述宋太祖至元顺帝四百八十年的历史，其书卷首便揭示义例，有志踵继《通鉴》，但由于内容简略，取材狭隘，结果名不副实。清学者朱彝尊讥其孤陋寡闻，章学诚批评他“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故不为后世所重。王宗沐之书又逊薛书一筹，无足称道。但是，薛、王续作《通鉴》毕竟有开创之功，筚路蓝缕，荒陋难免，至清代徐乾学、毕沅又分别集合多位史学家重新编著《续通鉴》，仍算是完善并完成薛、王的事业。
（三）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续《通鉴》、续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在明末通鉴学的研究又明显地跨进一步，达到了明代的顶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严衍的《补正》与胡注比肩并立的现象，就是有力证明。崇祯年间张自勋撰《纲目续麟》及《校正凡例》、《附录》、《汇览》，摆脱“义理”一脉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以考据的功夫见长，从《纲目》等书的体例书法，直至记事内容，均考证发明，辨证是非，大有别于此前诸种空疏泛论的著作，所以，“视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牵合遇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远矣。”[5]可见在明末通鉴学的研究已经步入务实的轨道，向健康而广阔的方向发展。
注释：
[1]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
[2]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
[3]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
[4]谈允厚：《资治通鉴补》后序。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史部·编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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