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学依附于经学，史书为“礼义”张目，中国史学萌生期的伦理化特质，后来便形成了两千多年间历史学为儒教经典作注脚的传统。
从历史学的观念形态看，儒教伦理纲常作为历史学的主导思想，几乎贯穿于传统史学发展演化的全过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灵魂、核心和精髓。几千年来，历史家们在其史学实践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躬行着“寓褒贬，别善恶”的取向，着意于儒教伦理纲常的阐扬，一味用历史去论证和阐释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永恒性。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公羊家的历史观念经皇朝统治者的钦定而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思想。西汉时公羊家董仲舒等人用阴阳五行学说神化《春秋》，把“三纲五常”和阴阳五行相杂糅的神学思想搬到历史学中，这套理论架构将天地与人、宇宙与人类、自然与社会混为一谈，又通过概念的抽取和置换，把天地自然的演化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等同起来，以论证宗法--专制社会的君臣关系如同自然法则一样恒定持久、不可移易。
系统而又完整体现公羊家这套正统理论的，是东汉历史家班固。班固奉御旨撰作的《汉书》，实际上就是公羊学正统史观的具体化。
如果说，生在西汉初儒教刚刚在学术思想文化界形成独霸局面时期的历史家司马迁，在历史中尚能倡导“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异端倾向；那么，随着专制皇朝对学术文化控制的强化，班固以后的历史家就只能围绕着儒教经典亦步亦趋了。班固指责司马迁及其《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未能完全体现儒教伦理，他自己撰述汉代历史，就处处推崇儒教经典，恪守正统观念，用班固自己的话说：“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这样一来，历史也就完全编成了明天道、正人序的儒教伦理教科书，《汉书》在历史上博得历代皇朝统治者的青睐，并得以高居“与《五经》相亚”的显赫位置，显然与该书“宗经矩圣”的著作特点有关。
在传统历史家看来，历史与儒教伦理的相异处，是它具有“通古今因革之变以博其施”的特长，而不是如“载之空言”的理论，只是一些抽象空洞的理论说教。传统史家撰写史书，从礼教伦理的普遍性原则去认识、解释和评断历史上的过往人物和事件。如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从“行事”（具体的历史事实）中体现儒教伦理思想，用历史宣传礼教，显然要比空洞的说教更有利于实现惩恶扬善、裨益风化的目的。
在这方面，如果说司马迁《史记》尚不能称尽善尽美的话，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显然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但是，东晋的袁宏似乎还觉得不够。袁宏认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换句话说，历史学的任务就是阐扬“名教元本”以“弘敷王道”。⑤所谓名教，指称的是以正名定分为基本内容的专制礼教，“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在宗法--专制社会中，君臣、父子是两对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维系专制皇朝统治秩序之和谐与恒定的根本。在袁宏看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辨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⑥因此，编纂史书、记载史事和评断人物，倘若违悖儒教伦理中这两对基本的礼仪原则，就无以序定人伦、彰明治体。袁宏用这一尺度去评估前代史书，得出结论说：《史记》、《汉书》、《汉纪》虽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但在阐扬“名教之本、帝王高义”上还显得很不充分。这种史学阐扬礼教的历史观，对后来的历史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虽然，魏晋以来儒教式微，玄学大盛，哲学、文学都表现出摆脱经学束缚的趋势，思想家如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崇尚庄老，鄙弃名教，探求天地自然玄虚之体，追求人生玄远旷放之境，文学家如曹植、嵇康、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游仙招隐，讴歌山水，赞美田园，抒发人生之感慨，倾吐仕途之坎坷。唯独迟钝的历史学却依然如故，丝毫感受不到时代精神的变化，还是在注解儒经、彰明治体的老路上踽踽独行。这一时期的历史家，如陈寿撰《三国志》，范晔编《后汉书》，沈约著《宋书》，萧子显纂《齐书》，魏收修《魏书》，等等，多是阐扬礼教伦理，序定专制人伦之作。
其后，唐朝君臣虽倡言取鉴资治，试图把史书编纂与从亡国取鉴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在高倡鉴戒史观的同时，更注重以史释经，宣扬儒教伦理纲常。唐太宗曾经给史书编纂定下这样一条原则：“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⑦所谓“极为治之体”就是要求史书内容体现出取鉴资冶的思想，有利于当朝统治者从中阅览前代帝王之得失；所谓“尽君臣之义”，则要求史书编纂要贯彻儒教经典的思想，用史实去阐释礼义纲纪，惩恶劝善，贻鉴将来。如果说。魏征等人编修的《隋书》多着眼于“为治之体”，体现了唐太宗从前朝亡国取鉴的原则，从而向唐朝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可以取鉴的治国方略；那么，由唐太宗御撰的《晋书》则更加偏重于宣扬儒教伦理的那一套。《晋书》编修者以“敦励风俗”为旨趣，一味用历史阐释君臣纲纪，特别推崇“孝道”，全书把孝道与忠君融为一体，鼓吹“君王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宣称为人之道必须“全其孝”、“竭其忠”，反映在史书内容上，编修者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谓的“孝悌名流”编为《孝友传》，搜集所谓的“贞烈守节”编为《烈女传》，又特辟了孝父忠君的《忠义传》，通篇之中，伦理说教的色彩尤为浓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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